閑話《元官藏》
方廣錩
1982年底，我與童緯赴昆明參加一個學術會議。會議期間，我們去雲南省圖書館考察該館收藏的佛教典籍。接待我們的是善本部的金志良。介紹情況時，金志良提到，館內藏有30多卷藏經另本，據已故於乃義考證，可能是《弘法藏》。此事引起我與童緯的極大興趣，隨後我們花了幾天的時間，把這30多卷佛經仔仔細細考察一遍，作了詳盡的記錄。考察時發現，這批佛經附有三件珍貴的歷史文獻；一是至元二年的太皇太後願文，一是長達38人的職名錄，一是參與其事的僧名錄。這三件歷史文獻充分證明這批佛典應該是一部元代官刻藏經的殘存另本。
提起元代官刻藏經，了解情況的人都知道，這是一個學術界長期沒有能夠解決的難題。
明末四大高僧之一紫柏曾在萬曆年間所撰的《嘉興藏?刻藏緣起》中提到：「元板亦不下十餘副。」[1]但他沒有說明這十餘副元代的版刻藏經到底是些什麼藏經，存放在什麼地方。著名佛教學者呂澄在1929年出版的《佛典泛論》中說：「洪武五年(1372)……刻南藏版，時各舊本以兵亂散亡，元版七、八副悉毀。」[2]但他沒有說明上述論述的資料依據何在。我們知道，元代定都大都後，歷代帝王均較佞佛，造寺、供僧，可謂不遺餘力。刊刻官版藏經，應該是個中應有之義。如果紫柏、呂澄所說可靠，則元代所刻的這麼多大藏經中肯定應該包括官刻大藏經。但是，直到1930年，人們能夠見到的元代藏經只有浙江餘杭(今杭州)南山普寧寺私刻的《普寧藏》與建寧路後山報恩堂私刻的《毗盧藏》。而那部《毗盧藏》按計劃只刻了大乘四大部，並非嚴格意義上的大藏經。至於官版藏經，雖然有《弘法藏》、《至元錄藏》、英宗《銅板藏經》種種說法，但沒有任何人見到過實物，因此不能確定它們是否真實存在。現在雲南省圖書館竟然發現了人們尋覓已久的元代官版藏經，則不但是大藏經研究史，也是文物領域的一個重大成就。我們把這部藏經定名為《元代官刻大藏經》，簡稱《元官藏》。
此後我執筆寫了《元代官刻大藏經的發現》與《元代官刻大藏經的考證》兩篇文章，用童緯、方廣錩、金志良三人名義，分別發表在《文物》與《世界宗教研究》。上面兩篇文章，主要介紹雲南省圖書館藏品的概貌；考證它們並非傳說中的《弘法藏》，而是一部過去不為所知的藏經；並考證了它的刊刻時間、地點、發起人等問題。文章寫作過程中，張新鷹向我介紹，在日本小野玄妙所撰的《佛教經典總論》中也有關於這部藏經的太皇太後願文，職名錄，僧名錄等歷史文獻。我找來一看，除了職名錄互有參差外，其他兩份數據與雲南圖書館所存完全相同。據小野玄妙介紹，這三件文獻在日本被發現時，已經與經本脫落，所以無法對這部藏經作進一步考訂。今天，我們比小野玄妙幸運多了，親眼看到這批藏經，總結了它的基本特點。
日本發現的職名錄與雲南發現的職名錄相互頗有差異。這種差異是怎麼產生的呢？為此我撰寫了《元史考證兩篇》，發表在《文史》上，對隱藏在兩份職名錄背面的歷史史實及《元官藏》的刊刻作了進一步的探索。
文章發表後，很快從東瀛傳來反響。原來在日本對馬早就發現了一批大藏經另本，有好幾十冊，均為《華嚴經》。以前一直沒有搞清它們到底屬於什麼藏經。我們的文章發表後，日本學者發現對馬的這批藏經與我們敘述的《元官藏》特徵完全一致，確認它們也屬於《元官藏》。1994年我訪日期間，又在京都考證《元官藏》兩冊，並得知在千葉縣也有收藏。
國內也陸續傳來好消息。有些收藏家過去收藏了《元官藏》的另本，但並不識貨，不知道它到底屬於什麼藏經。有了雲南省圖書館《元官藏》作標准，這些另本藏經的鑒定也就容易了。這些年，經我鑒定的《元官藏》另本就有好幾冊。
坦率地說，元亡已近700年竟然還能有這麼幾十冊《元官藏》通過各種途徑在中國、日本保留下來，被發現，被鑒定。真可謂稀世因緣，值得歡喜讚歎。前此，我當然希望還會有新的《元官藏》出現，但總覺得那實在不切實際的奢望。然而生活就像喜劇一樣，近年來，竟然又有十多冊《元官藏》面世。特別令人興奮的是，其中有兩冊經本均附有那三份珍貴歷史文獻。仔細考察，所附的兩份職名錄與日本發現的完全一樣，正好彌補我們中國收藏的缺憾；而所附的兩份僧名錄，其中一份與雲南、日本已知的僧名錄相同，另一份其中的一個人名有差異。雖然差異不大，但增加了新的數據，令人欣喜。
新數據的出現，可以推動相關研究不斷推進。正像我在《元代官刻大藏經的考證》一文結尾所說：「我們對這部藏經的刊刻地點、時間、發起人作了一些探索。由於過去這部藏經從未經著錄，雖然我們查閱了不少正史、野史、方誌、筆記及佛教史籍，但均未找到有關的直接證據。故以上考證，大抵依據間接材料進行，有些問題還僅只是個大致的推測，未能得出確鑿的結論。……我們寄希望於將來新的資料的發現。寄希望於同行們的共同努力。」新資料已經出現，我相信，隨著對這些新資料深入研究，我們對《元官藏》的認識也將進一步推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