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壇經》不僅是禪宗六祖慧能說法的記述，同時也是佛教中國化過程中最具代表性的經典。慧能主張「佛性真如」，本自清澄。肯定了「見性成佛」的認識，強調了世間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從而提出了人人皆可成佛的基本思想。這就把傳法的對象，惠及到了現實世界中的庶民百姓。在實踐中展現了慧能的處事方法，發人深省。禪宗作為深入人心的宗教，其最大的特質是慧能長期潛行社會的底層，感同身受、體察入微。六祖對社會生活進行了深刻的考察，從本質上認識人、了解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的相互關系。有人認為禪宗到六祖，對於社會從總體上看，還是以退避山林，親修實證為特徵。事實上，既然在教義上明確提出了度一切眾生離苦海，那麼在實際上，就必然要面對一切社會生活現象，回答生活中的一切問題。中國佛教的歷代高僧，很少有不諳世事、不解人意的。恰恰相反，他們往往都是長於教化的心靈誘導師，人際交往的楷模。六祖慧能同樣如此。否則，就無法理解禪宗作為當代中國流傳最廣，影響最深遠的宗派，何以能一花五葉，聲播海外。如果沒有慧能直指人心、定慧雙運的弘法，沒有經慧能大力提倡的在衣食住行中的悟道方式，也不會對中國佛教文化產生了革命性的影響。
禪宗在發展中，必然與當時的社會政治發生關系，這和佛教的生存息息相關。政治直接體現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而佛教作為信仰滲透到人們的思想，表現出人生的價值取向。佛教同樣要感受時代風雲的變幻，要與傳統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制度相互融合。正如東晉高僧道安，在總結漢地政教關系時所述：「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當佛教有益於社會和諧，與統治者的基本利益一致，就會受到統治者的支持，得到發展。慧能對這一問題，是十分謹慎的。《壇經》一開篇，就明確指出「開緣說法」是應「刺史官僚」之請進行的。這等於把六祖大師和當地官員的關系和盤托出，是「承此宗旨，遞相傳授」。不僅如此，「儒士」，亦「有所依約，以為稟承」。(2)可以看出，慧能在弘法實踐中不但要得到官員的支持，還要和中國傳統儒學相互圓融。這在佛經中也是絕無僅有的，充分地反映出慧能對中國社會以及思想文化傳統的深刻領悟。傳達出了兩個重要信息：
首先，六祖慧能的弘法，與當地的管理者做到了相互溝通，得到了地方政權的大力支持和積極推進的。處理好佛教與政治以及世俗社會各方面的利益關系，是佛教在漢地發展過程中必須面對的社會關系，也是每一位弘法高僧都必須面對的來自現實世界的挑戰。慧能自覺地把對教義的深刻理解貫徹到傳法的實踐中，自覺地把佛教從山林走向「城中大梵寺」。這樣就極大地提升了佛教傳播的平台，「僧尼、道俗一萬餘人」同時聞法，是慧能正確處理政教關系，主動承擔起如來家業的最好說明。把佛教的興盛和社會的和諧穩定聯繫在一起，將佛教的傳播與統治者的支持相結合，是慧能處世思想的基礎。表現出六祖慧能作為一位傑出的一代宗師，對社會和歷史的深刻的理解力，對政教關系超凡的洞察力，對我們今天建立以人為本的社會，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實現社會進步的工作，仍有借鑒意義。
其次，協調好佛教傳播時與傳統儒學的關系，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佛教作為外來宗教，要在中國落地生根，開花結果，必須解決好於本土文化的相互關系。唐代是一個高度文明和開放的社會，在思想上能夠做到兼容並包，共同繁榮。開元三十三年(725)，唐玄宗
————————
(！)《梁高僧傳·釋道安傳》《大正藏》50冊，第352頁上。
(2)郭朋《壇經校釋》中華書局1983年9月版，第1頁。
對《孝經》、《金剛經》、《道德經》的注釋，標志著唐代儒釋道三教相互圓融局面的形成。在慧能(638—713)所處的唐高宗時期(650—684)以及武則天統治時期(684—701)，儒釋關系在總體上可以用十六個字概括：自成體系、同中見異、圓融和合、相互促進。儒學以「入世」為價值取向，以建功立業、治國平天下為人生理想，展現了熱情向上的情感特徵，體現出關心人、愛護人，讓生活更美好、人生更幸福的價值理念。佛教卻超越了世俗的觀念，探索的是解脫一切人生苦難的道路，對於現實世界的利祿功名、榮華富貴都採取了揚棄的態度。但這卻絲毫也不妨礙佛教以人為中心，教化眾生的認識，佛教以人的生、老、病、死，為考察的出發點，通過如實觀察的「反觀內照」，領悟一切無常，一切無我，人生是苦的教義，把對人的關懷化為理想境界的追尋。儒釋兩家學說雖有不同，但都以人的解放為出發點，都是優秀的思想文化傳統，都對中國人的思想觀念發生過積極影響。六祖慧能面對現實社會中的政治和文化傳承，創造性地運用了圓融不二的處世方法，反對相互對立的認識，開創了中國佛教參與生活，融匯主流文化，共同發展的新思路。
二、 把握機遇，敢於擔當
六祖慧能開宗立派，創立南宗禪。這與他敏學好思，能夠把握歷史機遇，親近善知識；不卑不亢，眾生平等；隱忍務實，行為低調的處世哲學密切相關。緣起論認為：客觀世界的一切皆由因緣而生，一切事物從本質上看都是瞬息變化，相互依存的，因緣滅則現象滅。因此，一切皆如流水、瀑布、旋火輪、變幻不已。人生在世，如果不能把握機遇，因去緣散，時過境遷，則悔之晚矣。慧能之所以從底層脫穎而出，與他好學敏行的處世原則息息相關。他在賣完柴後，「忽有一客讀《金剛經》慧能一聞，心明便悟，乃問客曰：『從何處來持此經典？』客答曰：『我於蘄州黃梅縣東馮墓山，禮拜五祖弘忍和尚，門人有千餘眾。我於彼聽見大師勸道俗，『但持《金剛經》一卷，即得見性，直了成佛。』慧能聞說，宿業有緣，便即辭親，往黃梅馮墓山，禮拜五祖弘忍和尚。」(1)慧能把握了這一將影響他一生的機緣，所謂說者無意，聽者有心，慧能懷著大，感者深，立志佛法，心存高遠。從此，與禪宗結下了不解之緣。應當說，如果慧能沒有一心親近善知識的強烈願望，沒有對佛教教義的深刻領悟，缺乏弘法傳教的堅定信念，是不可能遠赴千里投師問道的。漢地歷來十分重視師承關系，認為古之學者必有師，修持佛法若無明師指引，就如在大海航行中沒有舵手一樣，會失去方向。
大乘佛教認為，得遇善知識，是大因緣。善者，於我有益，導之以光明前途者，聞名為知，見形為識，知識者能益我菩提之道，洞曉萬法如幻，領悟只在一念之間。認為如果不能遇到善知識的指導，個人的修行很容易誤入歧途。慧能一生在親近善知識的問題上，從不含糊。
眾生平等，佛性不二，人人可以悟道成佛，是大乘佛教最具理論魅力和現實意義的學說，其價值在於能啟發人的自我意識，反觀生命的本質。大乘佛教在為人處世、社會交往中，主張人皆平等的原則，反對尊卑有序、上智下愚的等級制度。佛教認為人雖然有著各種差異，如男女之分、高矮之別，但本自真如，皆有成佛之本，只要去妄歸真，由迷轉悟，皆可脫俗轉聖，成就道果。這也是佛教在中國能夠深入人心的重要原因。慧能對此是心領神會的。他不遠千里，一路勞頓，風塵僕僕地拜見弘忍，見面後：「弘忍和尚問慧能曰：『汝何方人？來此山禮拜吾，汝今向吾邊復求何物？』慧能答曰：『弟子是嶺南人，新州百姓，今故遠來禮拜和尚。不求余物，唯求作佛。』大師遂責慧能曰：『汝是嶺南人，又是獦獠，若為堪作佛！』慧能答曰：『人即有南北，佛性即無南北；獦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大師欲更共語，見左右在傍邊，大師更不言。遂發遣慧能令隨眾作務。時有一行者，遂遣慧能於碓
房，踏碓八個余月。」(2)
————————
(1) 郭朋《壇經校釋》中華書局1983年9月版，第4頁至第5頁。
(2) 同上，第8頁
這一段對話，意味深長，包蘊佛理，機鋒並現，暗寓玄機。把慧能的處世、為人、心志、根機都坦露無遺。
開始，弘忍問慧能是哪裡人，到這里作何事？這都是常理。慧能的回答，卻使弘忍心中難免為之一振。「求作佛」一句，會令閱人無數的弘忍大師，心中激起無限心潮。說這樣話的人，如若不是無知，即無知者無畏之人，就是心懷高遠，敢於擔當的大願之人。人人都想脫離苦難，成就佛果，但想一步到西天談何容易。弘忍七歲隨禪門四祖出家，大興禪風，在東山的聲望，已逾群峰，安敢自詡「成佛」？因此，弘忍對這個嶺南獵戶示之以告誡。弘忍對慧能表達了兩層意思：
一是你來自文化不發達的嶺南地區，常年在山中捕獵打柴，接受教育的機會也不多，哪會知曉作佛的道理。
二是作佛是要有大因緣、大根機的，沒有大智慧的人是難以擔此重任的。從而就自然流露出輕慢的態度來。
接著，慧能的回答，足以使弘忍震撼。人分南北，佛性無南北，我與大師不同，但佛性無差別，表現出了對佛教教義的深刻領悟。針對提問，當下立判，毫不遲疑，根機自現。透露出慧能在面對人生選擇的重大時刻，能夠力闡法理，勇於承擔的處世理念。通常，人們在這種情況下會有兩種選擇：
一種是誠恐誠惶，手足無措，表示自己才疏學淺，人微言輕，不知佛門深如海，不懂成佛需修持，讓大和尚取笑了。
另一種則是自認失言，說明自己的本意是跟隨師父，學習佛教的義理，能夠去苦得樂，由迷轉悟，懇請大師不要見怪。
總之，一句話。給我一次機會，給我這個千里迢迢，來自嶺南的獦獠之人一個棲身之地，收下我這個徒弟。
佛性之辯，涉及到法門興衰，禪門法脈傳承的重大理論問題，絕非兩語三言所能交代清楚的。同時，作為一位高僧，對慧能既是答覆，又含詰問的立場，鑒於環境雖不便再作討論，但也必須表明立場和態度。收下這位來自嶺南的徒弟，就是弘忍的立場；遣慧能去碓房作務，進一步考察，就是和尚的基本態度。
2、 傳承衣缽，當仁不讓
慧能在東山辛勤勞作，不為人所關注。但修持在勞作之中，悟道於生活之中。八個月後的一天，弘忍叫來弟子，說：「有智慧者，自取本性般若之知，各作一偈呈吾，吾看汝偈， 若悟大意者，付汝衣法，稟為六代，火急急！」(1)在弘忍看來，付法是頭等大事。自禪門東漸，初祖菩提達摩在少林寺禪修，慧可「立雪斷臂」，方有祖師付楞伽法門，開禪宗首次「傳燈」，再傳三祖僧粲，四傳道信，傳至弘忍已是五代衣缽。弘忍使禪門大啟，成為中國禪學的主潮。連武則天亦謂：「若論修道，更不過東山法門」(2)五祖在事業蓬勃發展之際，就考慮到法脈傳承的問題，可見他眼光遠大，無私無畏。這時，弟子們卻自有算計，認為這是上座神秀教授師的事，於旁人無涉。神秀卻在心中盤算著，陷入了兩難的境地。呈上偈語，恐師傅疑「奪其聖位」；不呈則「終不得法」。最後，在夜半三更時，悄然在牆壁上題偈。將禪門如此大事處理的十分猥瑣。慧能從一童子口中得知神秀所題之偈：「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之後，即請人題偈於壁，謂之「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佛性常清凈，何處有塵埃？」又一偈曰「心是菩提樹，身為明鏡台，明鏡本清凈，何處惹塵埃？」(3)人們稱慧能的偈為得法偈。其實，二人的偈語是互為因果的，雖高下立判，
——————————————
(1)郭朋《壇經校釋》中華書局1983年9月版，第9頁。
(3)同(1)第12頁至16頁。
致使五祖決計將法脈傳於六祖慧能。但我們考察其傳法的過程，神秀與慧能兩人的處世態度，對禪宗傳承的重視，都是不可比擬的，同樣高下立判。慧能對禪法的領悟最透徹，對佛教最誠心，對傳承禪緣視如生命。因此，志在必得，當仁不讓。
三、 堅忍不拔，潛行隱忍的處世風格
慧能出身貧寒，歷度人生艱辛。在傳承法脈的歲月里，始終保持著清醒的頭腦。在東山碓房的八個月勞作，不著聲色都體現了慧能堅毅、沉穩的為人特質。事實上，在長期弘法的日子裡，如若不能行事低調，虛懷若谷，寬以待人，嚴於律己是不可能服眾的，也無法弘揚佛法，創立南宗。慧能作為一代宗師，除了具有一般高僧的品行，還在處世與人交往中展示了他獨具的個人魅力。表現在：
1、 禮讓隱忍，突顯意傳妙道、以心傳心的禪法淵源
離開東山的慧能面對的是更加復雜的局面。在歸途上，曾任過三品將軍的僧人惠順，要取法脈衣缽。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予理會是不可能脫身的，慧能以理服人，以退為進，寧願交出傳法信物。這樣，對於同處於禪門的惠順來說，實在是一個令人難堪的抉擇。如果接了信物袈裟，仍然不放過慧能，於情、於理、於信、於不妄語的戒法皆相背；如果接了袈裟，放了慧能，這會犯了禪門大忌。因為，東山法門高標於世的禪法是唯意相傳，其方式是一對一，倆人之間的「與法」「意傳」，不取法之要義，但索和尚衣物，這與強盜劫掠何異？因此惠順當即表示自己是為得法而來的，不是為了衣物。這樣一來，倆人之間的角色就發生了本質的變化。變成了師與徒、教與學，傳法與受法、傳乎心地中的師承關系。這種情況的出現，不僅達到了團結門人，化解矛盾，化險為夷的效果，而且突顯了法脈淵源，成為慧能傳承衣缽後，首次成功的弘法實踐活動。
事實上，六祖慧能潛行隱忍的氣度禪風不僅在成為一代宗師前，屢屢助其排憂解難，在他功成名就之後，仍然幫其脫離困境，不受束縛。武則天在改國號為周，正式登基後，力邀慧能赴東都洛陽弘法。慧能保持了禪宗退避山林，不供於廟堂，棟樑之才必出於幽谷的處世理念，把佛法傳播給眾生，將禪緣廣結於民間。六祖惠能一再婉拒了武皇的延請，始終不鬆口，最終不得已交出了五祖弘忍傳給他的信物袈裟，表示物到即心到。這樣，既堅持了自己的立場，使地方官吏可以為慧能開脫；又讓女皇無話可說，了卻了心願，使相關的人都鬆了一口氣。讓大家都皆大歡喜。
慧能當年秉承師命：「努力將法向南，三年勿弘此法。」(1)慧能回到嶺南後，一度在四會、懷集兩縣的交界處「避難」，這一段時期是他混跡山林，隱形於樵夫，獵戶之間，心研佛法，深入社會底層，成就法業過程里最為艱苦的歲月。儘管對於慧能隱居時間，有不同說法，但他之所以如此，完全是出於無奈。試想，一個沒有社會地位的行者，一個貧窮的山民，一個沒有受過正規教育的不識字的人，卻又志存高遠，心識超俗，承東山法脈，繼禪宗衣缽。其處境和擔負的佛教重任實在是差距太大。不管是五年說，還是十六載論，(2)慧能在中國佛教史上都是一位來自於人民，服務於人民，自始至終都生活在民間的一代宗師。
無論是過去、現在、還是將來，佛教要發展都必須處理好與現實生活的各種關系，都要深深地根植於現代社會生活的土壤之中。縱觀佛教史，凡是處理好政教關系的歷史時期，就是佛教發展和繁榮的時期。今天，處理好佛教和政治的關系，使佛教為社會的進步提供有益
————————————
(1)郭朋《壇經校釋》中華書局1983年9月版，第20頁。
(2)參見 印順《中國禪宗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182頁。
的思想資源，為社會的和諧穩定作出貢獻，是我們教學兩界都要思考的問題。任何一種脫離了廣大的人民，脫離了現實生活的宗教，都會猶如離開了生存土地的大樹，必然會枯亡。佛教同樣如此。學習慧能大師忍辱負重，敢於承擔的處世思想，繼承他崇尚平等，熱愛人民，始終服務民間的傳統，對於佛教的發展，佛學的深入，都具有深刻地思想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