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醒法師（1899～1952年），俗家姓袁，江蘇省東台縣人， 二十三歲時，畢業於東台師范學校，他的出家跟印光大師有間接的關係。
在民國十一年(1922年)秋天，著名新聞記者戈公振先生的父親去世開弔，當時還沒出家的袁姓青年（後來的大醒法師）也去悼念，在戈府廳堂中的許多挽章中，他發現到有一位和尚弔唁的書信。這封信之所以引起他的注意，一是因為那封信裝裱既精緻而又安置在客廳中央最顯著的地方，二是因為信紙上的書法寫得非常古拙，尤其是 「常慚愧僧」的落款令人感到不同尋常。當時，袁姓青年看了這封書信的內容之後，不知不覺中引動了走向出家之路的心念。
十二年的春初，袁先生謀食上海，常到戈公振先生那裡走動。戈公振住在時報館寶塔式的三層樓上，他的床架上掛著一串念佛珠。袁先生知道戈公振當時正懷著煩惱的心事，因此心中猜測一串念佛珠或者能解決煩惱的問題。有一次，袁先生和戈公振談起了常慚愧僧，他說：「公振先生，我的個性，我的環境，我出家做和尚最好。而且我的心情又不同一般的青年，現在，事事都感覺苦惱，你可不可以替我介紹跟那位印光法師出家？」公振以沉默的笑容答覆他說：「出家是好的，可是印光法師聽人說他不收徒的，且等待兩年，將來我們一同去出家吧！」兩個人聊著天，互換拿著那串念佛珠，有意無意的用手指捻著。隔了兩天，又在袁先生又在戈公振的書架上檢到一本《印光法師文鈔》。又隔了兩天，戈公振邀袁在四川路青年會午餐，向袁說明他的老兄（紹甲）一天來了兩次快信要袁回到家鄉去幫忙，擔任高級教員。那天晚上袁先生乘船返鄉，戈公振把他的那本《印光法師文鈔》贈給袁做了送行禮物。
後來，袁先生讀憨山大師的《夢遊集》，頓生離俗之念，就於1924年依揚州天寧寺讓之和尚剃度出家，這就是大醒法師。經過兩年的參學，知道了一些學做出家衲子的事情。比方說參訪善知識，就是出家人很必要的事情之一，因為多參訪大善知識，就可以多知道幾種修行學習的方法。而凡稱為大善知識者，又必具有其獨到之處——即自受用之處。
民國十五年（1926年）春天，大醒法師在金陵寺掛單的時候，聽人說印光大師已由普陀山到了上海，於是發心往上海拜訪這位真實的「渴慕久矣」的大善知識。
正是仲春天氣，大醒法師一路步行，身上頗有暖意。由愛文義路詢問到陳家浜太平寺，下午三時前後，從佛事興隆的人叢中踏上第一進屋的前樓，把自己的名片交由侍者通報給「靜室」里的印光大師。一瞬間，岸然道貌的印光大師出現了。大醒法師問訊頂禮後，與大師對面坐下，大醒法師說了幾句仰慕的話，大師接過話茬就開始批評大勇、顯蔭兩位法師不應修習密宗。他說：吾國佛法，法法完備，中國現有的禪宗、凈土宗以及研究教義的天台、賢首等等法門，何一而不可以學習，偏要到日本去學密法。若言溝通者，須明本有之法，然後以其餘力，學彼密宗，以輔翼本有各宗。故宜先學本有之佛法，不學此法，即是舍家珍而行乞耳。老法師說這話的時候，潮州王弘願正在南方大傳其法大授其徒。一方面聽說日本僧侶是帶妻食肉的，另一方面他老愛惜的顯蔭法師又恰恰因為去日本學密而病死，所以可以說他完全不贊成甚至反對別人習學密宗。
大醒法師問到關於中國佛教制度是否需要改革的問題，印光大師的意思是一個人做好了，慢慢地去感化一般的僧侶，不必提出什麼「整頓僧伽制度」的新鮮花樣。大寺叢林規模不整，也可以勸說，勸說不行，則是他們的業障。大醒法師質疑說：「老法師安住普陀山二三十年，我看普陀的僧眾能受感化的就很少，而且普陀在香會期中不應有的僧侶行動也實在太多，老法師為甚麼不加以勸導他們？」老人家總以眾生業障深重答之。隨後，大醒法師又請問大師對於上海寺院做經懺佛事那樣十足的貿易化，感想如何？大師說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如果認為這是救濟一般出家人的生活問題，倒也罷了，而其實做老闆的腦筋卻是為的飽其私囊。印光大師是看不出的人嗎？世出世法，他無一不知，況乎此事。不過老人是大善知識，素以道德修養為重，不願意說僧人的過錯罷了，只得以沒有辦法一語了之。
大醒法師請求大師開示，作為一個青年僧，因為參學不合自己所需要，打算閉關自修，以閱讀藏經為主，以朝暮二時念佛加持為輔，可不可以。大師贊成大醒法師閉關自修，但認為閱讀藏經不需要，還是以念佛為最要緊，因為一個修道的佛教徒不以求生西方為信願，則簡直是自尋苦惱，喜墮三塗，是很糊塗的。大醒法師辯解說：青年時代不多多的閱讀佛經，將來拿什麼學識去感化世人、弘法利生？即如老法師如果沒有《印光法師文鈔》行世，怎麼能令我們發生信仰呢？大師聽了還是懇懇切切的諄諄開示，不念佛的人太苦，念佛求生凈土的法門才是最直捷最了當的。
那天格外暖和，大醒法師與印光大師談話，吃了一點茶點，約在一小時後，忽然下了一陣傾盆大雨，又漫談了一個半小時。談話之中，印光大師說了許多訓勉的話，臨別之際，扯住大醒法師的手親親切切地再四囑咐他要念佛，要好好的用功，在臨行的時候又囑咐：「你很聰明，不要學大勇、顯蔭他們。」滂沱雨止，大醒法師告別離去。
幾天之後，印光大師因三叉河慈幼院事件往南京去，還順路到金陵寺去看過大醒法師一次。
大約十六年（1927年）的秋冬之間，大醒法師第二次在上海拜訪印光大師。其時，河南的寺產正被軍閥們沒收變賣，大師一見面談起這一件事，聲調間也顯出一點忿然的意思。湖南僧尼受國民黨激動，也發生了許多不經見的動態，他老談到也頗憤慨。不過老人同大醒法師這批年輕法師的態度不一樣，他始終不責備僧眾的自身，總是說出家人不肯發心念佛求生凈土。
民國十九年（1930年）夏天，大醒法師在蘇州定光寺休息了幾天。這時，印光大師在報國寺閉關。大醒法師與文濤法師一同去參拜。在未去之前，他就料到這一次要受到老人的呵斥了。因為他在廈門主編的《現代僧伽》，發行已滿二年，估計印光大師總會見到一二冊的，如果一看到內容，無疑的要視為是革命佛教的炸彈。大醒法師在關房窗口拜見大師之後，大師開口就說：「你辦的《現代僧伽》，專門是罵和尚的，不怕造口業？你們在廈門辦的閩南佛學院，都是革命黨新僧，要打倒你，要打倒他，連我印光你們都要打倒！」大醒法師馬上申辯說：「《現代僧伽》上並沒有說打倒你老法師的話。」
由罵人談到現代的佛寺制度是否需要改良，以及青年僧徒是否需要教育等問題，老法師又並不一定執著定見。但是，不願意發表意見。最後大師說：「你就是罵死了他們，他們仍舊不能把叢林改好，罵之無益，枉造口業！」 臨行拜別，大師還殷殷教誡：「以後寫文章不要罵人。造了口業，趕快懺悔。」後來，大醒法師起一個別號叫「僧懺」，以紀念領受大師訓示的誠意，還把自己的著作命名為《口業集》。
民國二十年（1931年）的佛學院暑假期中，大醒法師偕同日本友人神田惠雲先生、福建朋友蔡慧誠居士，游覽江浙佛教名勝，打算參訪印光大師。到上海時，又加入了一位李光宇居士。在蘇州定光寺歇宿，第二日，文濤法師陪他們一行四人拜訪印光大師。這一回談話的恣態雖與前數年無甚差別，但大師的面容卻清瘦了好些。大師與神田、蔡、李三君接談約半小時，又為各人寫了幾句法語，都是開示念佛求生凈土的話。客室中又來了幾位訪客，因為時間太短促，大醒法師一行匆匆地就告別了，這是他與印光大師的第四次會見。
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大醒法師和幾位同學創辦《凈土宗月刊》的時候，曾寫信勸請印光大師趁此高齡可編一部《凈土宗全書》或《凈土百要》，以繼靈峰大師《凈土十要》之美。大師回信的意思說：「我的德行不及蕅益大師，凈土經典有《十要》足可修行，何必再要什麼全書、百要？」
以上就是大醒法師前後拜識印光大師的因緣，從中可以看到，大醒法師出家的心念，確實是初次見到印光大師的文字而發動。由讀大師《文鈔》而發生信仰三寶之心的人很多，足見其文字誘導感化的力量實系很大，因為他的文義平實易解，深入顯出，有大悲心，有真情感，這即是他老以文字般若而獲得的化導效果。大醒法師幾次受到印光大師的棒喝，感到非常慶幸，沒有誤解是受了印光大師的辱罵。因此，親近大善知識（此系真實的大善知識，非徒有浮名者可比），應生難遭難遇之想。大師每見人來參訪，一概施以惡辣的鉗錘，這真是古大德的風范，末世的佛門中又哪裡有這等大匠！
最後，引用大醒法師所說印光大師給他的印象，以見大師當時在年輕一代法師心中的形象和風范，大醒法師說：
印光大師給我的印象最深的地方有幾點：
第一、在他莊嚴的面容上，卻看得出蘊蓄著滿心田的慈悲。他老弘揚凈土的大願，既非發於一朝一夕，而且有始有終，無更無改。
第二、他老無論遇到任何人請求開示，他只有一條大路指示給你，就是念佛求生凈土。而且一見面「未開口三十棒」，皆是用的大刀闊斧的方式。因為如此，不愧為一代一宗的大匠。
第三、他老對於自己發心要做的事，勇猛精勤。雖當高齡，編修四大名山山志，皆系親自校對，實為難能，責任心甚重，非一般老僧所可企及。
第四、靈岩山，可以說是他老的理想叢林，如果該山代代傳承的住持人，能永久的保持那種特立之家風——印光家風，希望使印光大師的精神常存不滅。
第五、他老一生的成就功德莊嚴，雖說自有其宿植的善根德種，但如其沒有二三十年的潛修凈養的功行，縱具有智慧辯才，被化的信徒何得有這樣的眾多。這一事是最值得我們景仰贊嘆而足為衲子模範的！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