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廣印光法師文鈔》經歷一個不斷增廣直到定稿的過程，並於民國十六年（1927年）夏在中華書局出版了永久流通本。
民國六年（1917年）徐蔚如得到大師給其朋友的三封書信（與鄧伯誠、鄧新安居士書），刻成《印光法師信稿》送人。
民國七年（1918年），徐蔚如搜集大師文稿書信共22篇，刻於北京，名為《印光法師文鈔》。
民國八年（1919年），又搜集到大師文稿38篇，與民國七年版合編為初編和續編兩冊共60篇。
民國九年（1920年）《印光法師文鈔》增加34篇，重新編次，上海商務印書館排作兩冊鉛印，十年春出書，共 94篇。梁啟超、弘一大師等題詞。
民國十二年（1923年），大師親自在揚州，將九年所排者，刻一書冊板，作四冊。內容增加140篇，共 234篇。
民國十二年，大師令商務館另排增訂本，名為《新印印光法師文鈔》，作四冊，留板，初次印二萬部。民國十三年六月初版，比木刻又增加多百餘篇 ，共334多篇。
民國十四年（1925年）冬，大師又令中華書局排增廣本，亦作四冊，比先增百餘頁。到民國十五年秋後，就排好了。大師的想法是，以後無論何等文字，概不存稿，以免印費虛耗。
民國十六年（1927年）夏《增廣印光法師文鈔》正式出版。以工潮的原因，書價很貴，只印二千冊。原訂打四付紙板，二歸中華書局，二歸於大師。大師乃令杭州浙江印刷公司依據這個版本，先印一萬。以後續印，一任因緣。《增廣印光法師文鈔》共收入大師文稿419篇。由大師親自校訂，作為永久流通的版本。
上海有一位居士名叫李榮祥，祖籍廣東人，父輩在上海經商。李榮祥本人因有肺病，曾赴日本治療，在圖書館接觸到佛教書籍，從此專心佛學，對《大乘起信論》、《楞嚴經》、《圓覺經》，都加以注釋。他見到印光大師的時候，大師看到他年齡不到三十歲，已有早衰的跡象，就勸他說：青年人宜先著實用念佛功夫，待其業消智朗，障盡福崇時，再行發揮，自可闡明佛意，宣傳宇宙。當時，李居士還不以為然，後來因為用心過度，形神日衰，才知道印光大師說得有理。於是詳細閱讀大師的文鈔，感到非常歡喜，就摘錄其中的要義，陸續在《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上刊登，接著分門別類，編作一冊，取名為《印光法師文鈔嘉言錄》，準備出版流通。
元月，李榮祥來信表示要編輯《印光法師嘉言錄》，大師回信說：「閣下再為提其要者，分門類為之流布。則較彼全書用費少而利益多，實為不可思議功德。光初出家，見諸知識教人修持，了不提因果倫常等事。致有修持頗好者，或於倫常不能恪盡己分。因是或令不知佛法真理者，多起謗心。光久蓄矯此流弊之心，故於一切筆墨中屢言之。閣下倘不以所言者為贅，似宜即錄以作挽回世道人心之助。」
民國十六年二月，李榮祥居士再次來信報告《印光法師文鈔嘉言錄》的編輯大綱並請大師題詞，大師回信說：「竊謂此錄皆取材書中，即論疏序跋等中，亦可節取。非書中可節，余皆不可節也。且此錄原屬節錄，固不宜恐涉斷章取義之嫌。而今之時勢，尤當以注重因果誠敬倫常，為救國救民弘法利生之要務。凡涉此義，似宜多采。所立十科，頗為通暢。略有字句不均，及不甚暢亮之處，因另開於旁。一贊凈土超勝。二誡信願真切。三示修持方法。四論生死事大。五勉居心誠敬。六勸注重因果。七分禪凈界限。八釋普通疑惑。九諭在家善信。十標應讀典籍。」審定了全書的大綱。
二月初三，大師為《印光法師嘉言錄》報紙版撰寫了題詞。給李圓凈居士回信說：「昨信已封，郵差來又接手書，因勉作題詞四十韻。但以向不作詩，諸多牽強，祈為改正。」
五月，大師到上海的時候，李榮祥請大師到家中供養，並和妻子一起正式在大師座下受了皈依，法名圓凈。
八月，《印光法師嘉言錄》報紙版正式出版，印一千冊，不久就送完了。但來信索取的人紛至沓來，於是叫漕河涇監獄署，排作書冊本。陳荻洲居士，願任排工，並承擔打四付紙板的費用，同時還任印二千冊。加上其他任印的數量，將近二萬冊。其紙板擬留本獄署一付，以作上海流通之備。一歸圓凈居士保存，以備己及諸善士之用。一送哈爾濱宣講堂，俾關外信心者，易於購閱。一送南洋新加坡商會，俾各島華僑，同得讀誦。
《印光法師嘉言錄》給學佛者帶來很大的方便。凡摘錄的法語都註明出於《增廣印光法師文鈔》的某卷某頁，可以跟文鈔全文對照閱讀。由其於諸文中截取要義，匯歸一類，故每有文義稍同，而不即刪削者，冀閱者受反復勸勖之益，冀其直下斷疑生信也。又因為文鈔內容比較多，初學佛的人難以選擇，因此，又編輯了文鈔選讀目錄，附於嘉言錄序後。讓未曾研究佛學之人，能夠循序漸進地閱讀學習。
《增廣印光法師文鈔》和與之配套的《印光法師嘉言錄》流通廣泛，成為傳播印光大師凈土教義的重要載體，對引導念佛人把握凈土宗旨，做人以及學佛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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