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宗教和文化的關係,這是每一個民族在發展文化過程中必然會遇到的問題。佛教對中國文化發生過很大影響和作用,在中國曆史上留下了燦爛輝煌的佛教文化遺產。例如,我國古代建築保存最多的是佛教寺塔,現存的河南嵩山嵩岳寺磚塔,山西五台山南禪寺、佛光寺的唐代木構建築,應縣大木塔,福建泉州開元寺的石造東西塔等,都是研究我國古代建築史的寶貴實物。許多佛教建築已成為我國各地風景輪廓線突出的標誌。在一片鬱鬱蔥蔥之中,掩映著紅牆青瓦、寶殿瓊閣。精巧的佛教建築為萬里錦綉江山平添了無限春色。敦煌、雲岡、龍門等石窟則作為古代雕刻美術的寶庫舉世聞名,它吸收了犍陀羅和印度的特點而發展成為具有中國民族風格的造象藝術,是我國偉大的文化遺產。
佛教還為中國文化帶來了新的意境,新的文體,新的命意遣詞方法。數千卷由梵文翻譯過來的經典本身就是偉大富麗的文學作品。馬鳴的《佛所行贊》帶來了長篇敘事詩的典範;《法華》、《維摩》、《百喻》諸經鼓舞了晉唐小說的創作;般若和禪宗思想影響了陶淵明、王維、白居易、蘇軾的詩歌。變文、俗講和禪師的語錄體都和中國俗文學有著很深的關係。
佛經中的動人故事常常成為藝術家們繪畫的題材,曹不興、顧愷之、張僧繇、展子虔、閻立本、吳道子等歷代名畫家皆以擅長佛畫而傳世。中國畫學中由王維一派的文人畫而發展到宋元以後盛行的寫意畫,則與禪宗思想有關。由此可見佛教對繪畫藝術所起的作用。至於音樂方面,公元三世紀,中國已有梵唄的流行。唐代音樂又吸收了天竺樂、龜茲樂、安國樂等來自佛教國家的音樂,唐代音樂至今還有少部分保存在某些佛教寺廟中。
伴隨佛教俱來的還有天文、醫藥等科學技術的傳習。唐代高僧一行創《大衍曆》和測定子午線,對天文學作出了卓越貢獻。隋唐史書上記載由印度翻譯過來的醫書和藥方就有十餘種,藏語系佛教中並且有醫方明之學。佛教的刻經促進了我國印刷術的發展,至今被保存下來的世界上最古的版刻印本,幾乎都是佛教經書圖像。
佛教哲學蘊藏著極深的智慧,它對宇宙人生的洞察,對人類理性的反省,對概念的分析,有著深刻獨到的見解。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稱譽佛教徒處在人類辯證思維的較高發展階段上。在世界觀上,佛教否認有至高無上的“神”,認為事物是處在無始無終,無邊無際的因果網路之中。在人生觀上,佛教強調主體的自覺,並把一己的解脫與拯救人類聯系起來。佛學和中國古典哲學的交互影響,推動了哲學提出新的命題和新的方法。它以獨特的思想方法和生活方式,給予人們以新的啟發,使人們得以解放思想,擺脫儒學教條,把人的精神生活推向另一個新的世界。
那麼佛教在發展社會主義的民族新文化過程中還有沒有作用?人類文化發展是一個連續不斷的過程,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不可能完全割斷。我們要汲取傳統文化中一切有價值的精華來充實發展社會主義的民族新文化。中國傳統文化也包括佛教文化在內。現在有一種偏見,一提中國傳統文化似乎只是儒家文化一家,完全抹煞了佛教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地位,抹煞了佛教徒對中國文化的貢獻。其實魏晉南北朝以來的中國傳統文化已不再是純粹的儒家文化,而是儒佛道三家匯合而成的文化形態。
研究中國曆史,尤其是中國文化史離不開對佛教的研究。事實上,自公元148年安世高東來譯經引起,260年朱士行西行求經至公元1175年朱熹、陸象山鵝湖之會(前者標誌一個新的文化運動——佛學之開始,後者標誌又一個新的文化運動——理學之創立),這一千餘年是中國民族文化的燦爛輝煌時期,也就是中外學者盛稱的魏晉六朝隋唐文化。五代北宋為其餘波。恰恰在這一時期中作為中國哲學思想發展主流的卻是佛學。其時期之長,聲勢之大,影響之廣(傳播國外),都遠非兩漢經學、宋明理學所能比擬。所以胡適當年寫《中國哲學史》半途輟筆,就是因為當時不懂佛學寫不下去了。還有一位我國當代著名的史學家早年曾對佛教文化採取過虛無主義態度,但到了晚年卻開始系統地鑽研佛經,表示自己需要補課。這位史學家對人說,在中國曆史上,佛教和文化關係如此之深,不懂佛學就不懂中國文化。可是現在人們還是不重視研究佛教,把它看成粗俗的宗教迷信。例如對玄獎這個中國曆史上偉大的翻譯家、旅行家、語言家和佛學大師,在西方學者的世界史著作中都給他留下了應有的篇章。在印度他的名字更是家喻戶曉,印度前總理尼赫魯把他尊為歷史上的四大偉人之一。但在中國,人們反而只知《西遊記》里的唐僧,不知中國文化史上的玄獎。更有甚者,有人還把佛教文化,這筆寶貴的文化遺產單純地當作生財之道,發生了許多不該發生的事情,授人以中國不尊重文化的話柄。現在許多人雖然否定佛教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可是他一張嘴說話其實就包含著佛教成分。語言是一種最普遍最直接的文化吧!我們日常流行的許多用語,如世界、如實、實際、平等、現行、剎那、清規戒律、相對、絕對等等都來自佛教語匯。如果真要徹底摒棄佛教文化的話,恐怕他們連話都說不周全了。因此,今天在制訂文化發展戰略時應該提出認真研究佛教文化精華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