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廣印光法師文鈔》經歷一個不斷增廣直到定稿的過程，並於民國十六年(1927年)夏在中華書局出版了永久流通本。
民國六年(1917年)徐蔚如得到大師給其朋友的三封書信(與鄧伯誠、鄧新安居士書)，刻成《印光法師信稿》送人。
民國七年(1918年)，徐蔚如搜集大師文稿書信共22篇，刻於北京，名為《印光法師文鈔》。
民國八年(1919年)，又搜集到大師文稿38篇，與民國七年版合編為初編和續編兩冊共60篇。
民國九年(1920年)《印光法師文鈔》增加34篇，重新編次，上海商務印書館排作兩冊鉛印，民國十年(1921年)春出書，共 94篇。梁啟超、弘一大師等題詞。
民國十二年(1923年)，大師親自在揚州，將民國九年所排的版本，刻了一個書冊板，作四冊。內容增加140篇，共 234篇。
民國十二年，大師在商務印書館另排增訂本，名為《新印印光法師文鈔》，作四冊，留板，初次印二萬部。民國十三年六月初版，比木刻又增加一百餘篇，共334多篇。
民國十四年(1925年)冬，大師又在中華書局排增廣本，也分成四冊，比上一個版本增加一百餘頁。到民國十五年秋後，就排好了。大師的想法是，以後無論何等文字，概不存稿，以免耗費施主的錢財。
民國十六年(1927年)夏《增廣印光法師文鈔》正式出版。因為工潮的原因，書價很貴，只印了二千冊。原訂打四付紙板，兩個歸中華書局，兩個歸大師。大師叫杭州浙江印刷公司依據這個版本先印了一萬冊。以後根據因緣再決定是否加印。《增廣印光法師文鈔》共收入大師文稿419篇。由大師親自校訂，作為永久流通的版本。
上海有一位居士名叫李榮祥，祖籍廣東人，父輩在上海經商。李榮祥本人因有肺病，曾赴日本治療。他在日本的圖書館接觸到佛教書籍，從此專心佛學，對《大乘起信論》、《楞嚴經》、《圓覺經》，都加以注釋。他見到印光大師的時候，大師看到他年齡不到三十歲，已有早衰的跡象，就勸他說：青年人宜先著實用念佛功夫，待其業消智朗，障盡福崇時，再行發揮，自可闡明佛意，宣傳宇宙。當時，李居士還不以為然，後來因為用心過度，形神日衰，才知道印光大師說得有道理。於是詳細閱讀大師的文鈔，感到非常歡喜，就摘錄其中的要義，陸續在《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上刊登。接著分門別類，編作一冊，取名為《印光法師文鈔嘉言錄》，準備出版流通。
民國十六年陰曆元月，李榮祥來信表示要編輯《印光法師嘉言錄》，大師回信說：「閣下再為提其要者，分門類為之流布。則較彼全書用費少而利益多，實為不可思議功德。光初出家，見諸知識教人修持，了不提因果倫常等事。致有修持頗好者，或於倫常不能恪盡己分。因是或令不知佛法真理者，多起謗心。光久蓄矯此流弊之心，故於一切筆墨中屢言之。閣下倘不以所言者為贅，似宜即錄以作挽回世道人心之助。」
陰曆二月，李榮祥居士再次來信報告《印光法師文鈔嘉言錄》的編輯大綱並請大師題詞，大師回信說：「竊謂此錄皆取材書中，即論疏序跋等中，亦可節取。非書中可節，余皆不可節也。且此錄原屬節錄，固不宜恐涉斷章取義之嫌。而今之時勢，尤當以注重因果誠敬倫常，為救國救民弘法利生之要務。凡涉此義，似宜多采。所立十科，頗為通暢。略有字句不均，及不甚暢亮之處，因另開於旁。一贊凈土超勝。二誡信願真切。三示修持方法。四論生死事大。五勉居心誠敬。六勸注重因果。七分禪凈界限。八釋普通疑惑。九諭在家善信。十標應讀典籍。」審定了全書的大綱。
二月初三，大師為《印光法師嘉言錄》報紙版撰寫了題詞。給李圓凈居士回信說：「昨信已封，郵差來又接手書，因勉作題詞四十韻。但以向不作詩，諸多牽強，祈為改正。」
五月，大師到上海的時候，李榮祥請大師到家中供養，並和妻子一起正式在大師座下受了皈依，大師給他取的法名叫圓凈。
八月，《印光法師嘉言錄》報紙版正式出版，印一千冊，不久就送完了。但來信索取的人紛至沓來，於是叫漕河涇監獄署，排作書冊本。陳荻洲居士，義務擔任排工，並承擔打四付紙板的費用，同時還任印二千冊。加上其他任印的數量，將近二萬冊。四付紙板擬由監獄署保留一付，供上海流通用。一付歸圓凈居士保存，以備自己及諸善士之用。一送哈爾濱宣講堂，供關外有信心者印刷。一送南洋新加坡商會，供各島華僑印刷流通。
《印光法師嘉言錄》給學佛者帶來很大的方便。凡摘錄的法語都註明出自《增廣印光法師文鈔》的某卷某頁，可以跟文鈔全文對照閱讀。由於從各篇文章中摘取要義，匯歸一類，所以往往有文義相近的段落。選編時並沒有刪削，希望讀者受到反復勸勖的益處，能夠直下斷疑生信。又因為文鈔內容比較多，初學佛的人難以選擇，因此，又編輯了文鈔選讀目錄，附於嘉言錄序後。讓未曾研究佛學之人，能夠循序漸進地閱讀學習。
《增廣印光法師文鈔》和與之配套的《印光法師嘉言錄》流通廣泛，成為傳播印光大師凈土教義的重要載體，對引導念佛人把握凈土宗旨，做人以及學佛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