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光大師幼承庭訓，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郃陽在乾隆、嘉慶以來，佛法絕響，外道亦無，就是說既沒有佛教，也沒有其他的宗教。大師成長的環境完全是儒家文化的環境，接觸不到佛法。到了六歲該讀書的時候，大師沒有進私塾拜師讀書，而是始終由哥哥教他讀書。但開頭兩年遇到兵荒馬亂，家裡忙於避難，所以耽擱了兩年。後來能夠讀書了，又體弱多病。大師非常穎悟，博聞強記。四書五經爛熟於心，經史子集無不通讀。這從後來說法教化中所引經史可以得到佐證。例如，大師在《林文忠公行輿日課發隱》(文鈔續編卷下)中談到「舊唐書，凡佛法事跡，及士大夫與高僧往還之言論，俱擇要以載。歐陽修作新唐書，刪去二千餘條。五代史亦然。蓋惟恐天下後世，知佛法有益於身心性命、國家政治，而學之也。其他史官，多是此種拘墟之士。故古大人之潛修而密證者，皆不得而知焉」。大師在讀書過程中，也走了一段彎路，這就是韓愈和歐陽修闢佛思想的毒害，仿效他們闢佛。不過大師宿根深厚，善於反省，知道自己的錯誤後，就毅然決然地出家弘揚佛法。
大師十五歲的時候，讀了韓愈和歐陽修闢佛的文章，就很喜歡。在儒家文化占統治地位的封建時代，一般讀書人受闢佛觀念的影響是普遍現象。在我國儒家思傳統中，辟斥「異端」，不僅由來己久，而且被看作是儒者的天職，認為非此不足以為聖人之徒。大師生長在儒家文化環境中，以弘揚儒家聖賢之學為己任，雖然並未讀過佛經，也不了解佛法到底是怎麼回事，但也受到韓愈和歐陽修闢佛思想的影響，寫了一些闢佛的文章。
韓愈和歐陽修闢佛是怎麼回事呢?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春，唐憲宗想迎佛骨入宮中供養，一時轟動了長安城。韓愈以其一貫的反道、反佛的立場給皇帝上了一道措辭尖銳的諫書，觸怒了憲宗，差一點丟了性命。幸虧宰相裴度等人求情才免一死，被貶為潮州刺史。在前往潮州的路上，他在詩中寫道：「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欲為聖明除弊事，敢將衰朽惜殘年。」(《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昌黎先生集卷十)就是說的這件事情。韓愈是自命承緒儒學道統的人物，他和同時代的李翱等是宋明理學的先聲。他之所以激烈反佛反道，是想恢復儒學一統的至尊地位。韓愈在《諫迎佛骨表》中指責佛教是夷狄之一法，提出五帝、商周帝王長壽、天下太平、百姓安樂，不是事佛的結果。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此後亂亡相繼。梁武帝虔誠信佛，餓死台城。以此論證事佛求福，反而得禍，由此推論佛不足信。又指責「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制。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行，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他又作《原道》、《原人》等批駁佛、道，態度鮮明，言辭激烈，一點不講情面。韓愈被貶到潮州後，遇到大顛禪師，一向對佛教桀傲不友善的韓愈，受到大顛禪師的感化，從此對佛教一改過去的態度，對佛教能夠站在「同情」的立場，給予客觀的評斷，並且和大顛禪師相交甚好，其往來問答的公案很多。他臨離開潮州時，曾經贈詩給禪師說：「吏部文章日月光，平生忠義著南荒;肯因一轉山僧話，換卻從來鐵心腸。」宋代的黃魯直也曾說：「退之見大顛後，作文理勝，而排佛之辭為之沮。」這是後話了。
宋代理學興盛，一代碩儒歐陽修以儒家的立場，著《本論》毀謗佛法，並且蔚為風氣，獲得很多人的響應。明教禪師於是針對時弊，倡導儒、釋、道三教思想一貫，著《輔教編》加以辯正。據傳，歐陽修看到此書之後，也完全改變了以往錯誤的觀念，說：「我連佛教經典中只有二百六十字的《心經》，都未明其義理，還談什麼佛法?」並且贊嘆明教大師道：「不意僧中有此龍象。」因此找了一天天剛亮的時候，就整裝肅衣去拜見明教禪師，請求禪師開示，共語終日。歐陽修在明教禪師處得到開示之後，從此對佛教有了截然不同的體認，經常到名山寶剎去參訪。據《佛祖統紀》記載，歐陽修貶滁州的次年，路過廬山，禮拜祖印禪師，祖印禪師引用百家之說來啟迪他對佛法的認識，使歐陽修肅然起敬，大有省悟，對過去自己的狂妄謝罪道：「余舊著《本論》，孜孜以毀佛法為務，誠不知天地之廣大，不知佛法之奧妙，更不知佛之為聖者，今修胸中已釋然矣!」於是信仰佛教，自稱為六一居士，時常撰文勸善，與佛門高僧來往甚歡，成為當時文壇的佳話。
印光大師在沒有遇到佛法之前，先讀了韓愈和歐陽修闢佛的文章，以聖學自任，與韓歐產生了共鳴。因為天資很高，大師的闢佛比一般的讀書人更加狂妄百倍。大師回憶說：「光本生處諸讀書人，畢生不聞佛名，而只知韓歐程朱闢佛之說。群盲奉為圭臬，光更狂妄過彼百倍。」[1]不過大師自此之後病了好幾年，大師說「由此意惡，長嬰病苦，數年直同廢人。」說明病得很重，病的時間也有好幾年。大師在生病的幾年中，仔細思考，深深反省，覺悟到了自己闢佛的錯誤。大師回顧說：「余自愧多生多劫，少種善根。福薄慧淺，障重業深。年當志學，不逢善友。未聞聖賢傳薪之道，爭服韓、歐闢佛之毒。學問未成，業力先現。從茲病困數年，不能事事。」大師是怎麼反省的呢?大師說：「諦思天地鬼神，如此昭著。古今聖賢，如此眾多。況佛法自無權力以脅人服從，必賴聖君賢相護持，方能流通天下耳。倘其法果如韓、歐所言，悖叛聖道，為害中國。豈但古今聖君賢相，不能相容於世。而天地鬼神，將亦誅滅無遺也久矣。又何待韓、歐等托空言而辟之也耶?《中庸》謂君子之道，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與能。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焉。韓、歐雖賢，其去聖人遠甚。況聖人所不知不能者乎!佛法殆非凡情世智所能測度之法也。遂頓革先心，出家為僧。」(《凈土決疑論》)大師的反省非常徹底，並立下了出家修學和弘揚佛法的偉大志向，成就了凈宗十三祖的應化因緣。大師善於自我反省，成就入佛因緣，為當時的知識分子做了一個很好的榜樣。可見，能否自我反省是入道之關鍵。後來大師在復永嘉某居士書一中開示說：
「夫人宿世果種善根，且無論為學求道，可為出世大事之前茅。即貪瞋痴等煩惱惑業，疾病顛連種種惡報，皆可以作出生死入佛法之因緣。顧其人之能自反與否耳。不能自反，且無論碌碌庸人，為世教之所拘。即晦庵、陽明、靖節、放翁等，雖學問、操持、見地，悉皆奇特卓犖。然亦究竟不能徹悟自心，了脫生死。其學問、操持、見地，雖可與無上妙道作基。由不能自反，竟為入道之障。可知入道之難，真難於登天矣。」
按大師家裡的期望，是希望大師考秀才、舉人進學作官，但大師初期想學宋明理學，後來反省到闢佛的錯誤，一心想出家修行，所以不願意學八股文章。大師的哥哥因為大師常常生病，所以也沒有強迫大師學應試的文章。
到光緒七年(1881年)大師二十歲的時候，大師的哥哥回到老家住，大師一個人在長安(西安)讀書，能夠參訪西安的佛經並讀到佛經。大師趁此機會到終南山南五台山蓮花洞寺拜道純和尚為師，剃發出家。道純和尚給大師取法名印光，字聖量。道純和尚以為大師出身於讀書人家，總該有些積蓄，說大師出家可以，但出家的衣服必須自己準備，只給了大師一件大衫，一雙鞋。不過，住房吃飯，不要錢。當時山上苦寒，蓮花洞寺比較小，也很貧困，大師自己親自做燒飯和打掃衛生的工作。(文鈔三編卷二復邵慧圓居士書一，文鈔三編卷四復卓智立居士書一)
注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