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建福
《中國佛教與人文精神》是樓宇烈先生的佛學文集，收集了樓先生近二十年來的主要佛學論文，內容相當廣泛，涉及佛教歷史、義理、修證法門、社會功能、現實價值等許多方面。感謝寧波寶慶禪寺朗宇法師的弘法願心，也感謝道堅法師、聖凱法師和黃夏年先生的辛勤組織，讓我們能讀到在一定程度上能體現近數十年大陸佛學研究重要成就的「中國佛教學者文集」，讓我們不費搜尋之功便能分享許多著名佛學者的學術思想精要。
樓宇烈先生的這本文集確實匯聚了他數十年佛學研究的重要成果，可以說是他佛學研究思想的菁華。全書收集了樓先生的24篇論文，許多是應學術會議或編集專題文集之約而寫，樓先生認為「只是個人對某一問題的一時理解和心得，寫出發表後也就過時了，完成了它的使命了。」故「一直不太願意把已發表的文章集結成冊出版」(《中國佛教與人文精神·前言》)，這是他的自謙之詞。實則樓先生的這本文集，既有高屋建瓴的宏觀之作，見地精闢；又有深入細致的微觀研究，發人所未發。尤其是其所關注的領域：不管是對現實人生的關注還是對佛教前途的關注，都可見樓先生佛學研究之意趣所在。
就宏觀研究而言，發表於1986年《世界宗教研究》的《佛學與中國近代哲學》，是較早總結佛學與中國近代哲學之因緣關系的原創性研究。在當時的中國哲學界，對中國近代哲學的研究，有關西方思想對中國近代哲學的影響，是普通的關注點，而佛學與中國近代哲學的因緣關系，則鮮有論及，或略涉及卻很少深入。從梁啟超「晚清所謂新學家者，殆無一不與佛學有關系」的觀點來看，這不能不說是中國近代哲學研究中的一個重大缺失。樓先生以大量的歷史資料和嚴密的說理分析，論證了佛學在近代中國哲學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對中國近代哲學的發展所產生的廣泛而深刻的影響。由於樓先生的這項研究，後來的中國近代哲學研究乃至中國近代社會思想的研究，都再不能只重視西學而忽視佛學的影響了。事實上，後來這一領域的許多研究，不管是近代哲學還是近代思想史及近現代佛教的研究，大多不能脫離樓先生這篇文章的影響，學術界對佛學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也愈來愈重視，研究也愈漸深入了。
《中國近代佛學的振興者——楊文會》(原載日本《東洋學術研究》1986年)，《中國近現代佛教的融和精神及其特點》(《1991年佛學研究論文集》，台灣)也是兩篇關於中國近代佛教的原創性研究。前者可以說是由點及面、由深入細地對中國近代佛學之復興進行宏觀總結，後篇則在大量史實的基礎上全面扼要地概括了中國近現代佛教的某些基本特點。中國近代佛教研究，是近十幾年來佛學研究領域的熱點。做為近代中國佛教的復興之源頭的楊仁山居士，佛教學術界對其的研究及重視程度至今仍嫌不足，樓宇烈先生則早在1986年即發人之未發，對近代中國佛教復興的起始進行了細致考證，尤其對楊仁山居士創辦金陵刻經處，整理刊印佛典的刻經事業以及興辦佛學研究會和佛教學堂「祗洹精舍」等講學以培育人才的佛教教育事業，包括楊仁山本人學術思想的主要方面，以大量具體的史料作了符合歷史實際的分析，論證說明了楊仁山對當時文化界、學術界、思想界相當大的影響。樓先生的這項研究，可以說是對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中「晚清所謂新學家者，殆無一不與佛學有關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歸依文會」之斷語的具體闡釋，同時也是《佛學與中國近代哲學》一文的一個詳細注腳。《中國近現代佛教的融和精神及其特點》一文則綜合近代著名佛學者、儒學者，包括楊仁山、太虛法師，歐陽竟無、康有為、譚嗣同、章太炎、梁啟超、梁漱溟、熊十力、馬一浮等各家思想，分析了中國近現代佛教的「融和」現象，不僅有佛學理論研究上的融和，也有佛教實踐上的融和；不僅有佛教內部宗派間的融和，也有佛學與外學的融和；不僅有傳統佛儒(以及道家思想)的融和，也有佛學與西洋哲學乃至近代科學的融和，並將諸多方面的融和以佛法本位的立場歸結為「出世法與人世法的融和」並導向近現代佛教的重要實踐：「人生佛教」或「人間佛教」的開展。樓先生寫到：
在中國近現代佛教的發展進程中，佛教與一般世學，特別是近現代的哲學人文科
學、社會科學，乃至自然科學的融和，以及這種融和在實踐上的具體體現，「人生佛
教」或「人間佛教」的創導與發揚，更是具有特殊的重要意義。(《中國佛教與人文精
神》，204頁)
樓先生指出，中國近代佛教所表現出來的融和精神，以及「人間佛教」的實踐方向，與基督教適應現代社會而從「由以神學化為特徵的中世紀宗教，向以人文倫理化為特徵的現代宗教的轉化」具有共同的規律，「同樣是朝著為使佛教向以人文倫理化為特徵的現代宗教轉化而努力的，也是與世界一般宗教轉化的規律相符合的。」(206頁)由此可見，樓先生是在世界宗教面對近現代社會的適應和發展的大視野中來認識中國佛教在近代出現的「人間佛教」思潮及實踐的，也可以說，「人間佛教」理論及其實踐，既是佛法自身「融和」精神、世出世法統一的必然，也是世界一般宗教適應現代社會發展需要而「轉化」的必然。佛教與其他宗教一樣，面向科學時代的現代工商社會，只有向關注現實人間、重視人文倫理轉化，才能適應現代人的實際生活和心理狀態，在現實社會中發揮其教化人心、凈化世間的作用。由此也不難理解，樓先生的文集取名為《中國佛教與人文精神》的意義了，從中更可見樓先生從事佛學研究的意趣所在。
一般來說，傳統佛學研究領域大多在歷史、人物、宗教或經典義理的研究，以佛學研究而關注佛教現狀、佛教發展乃至以佛教文化而關注現實社會及文化狀態的研究在佛學界不佔主要地位、較少被重視。只是近十幾年來，隨著一批年輕佛學研究者的成長，關注現實領域的佛學研究漸漸多了起來，這方面的研究也逐漸成為一種傾向。樓先生作為前輩知名佛教學者，是較早具有關切現實之研究意趣的，這在那個時期並不多見。當時的佛學研究大多集中在佛教史的考證或經典義理的研究上，樓先生則出於他的人文情懷，在他的近代佛教研究中體現出一種關注佛教發展、關切社會思想狀態的意蘊而有別於一般研究者。1990年樓先生參加佛光山國際佛教學術會議撰寫的《佛教與現代人的精神修養》更集中體現了樓先生的這一研究趣向。在這篇論文中，他將高科技時代人類自身和外在環境的許多困擾歸咎於現代人精神上的「自我失落」，而療治現代人這一精神疾患的方法在於「治心」：
人類如果不能從節制自己的慾望追求入手，就不可能從根本上消除潛伏著的、未
來的造成更為嚴重的危害人類生存環境的根源，同時也是不可能真正解決當今世界
就此而言「治心比之於單純的治物，應當說具有更重要和更根本的意義。」而佛教則是「治心」之教，並且不同於仰賴外力、心理安慰的一般宗教，而是根植於自性自覺、自性自度的「覺的宗教」。這種「覺」，以佛法來看，是人性徹底的自覺，「覺悟本心」、「明心見性」；以社會文化來看，則可以說是一種在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界的相互關系中對「自我」的認識。樓先生的闡釋是： ，
只有以平等心去認識自我，認識眾生，認識萬法，才能泯滅分別心，破除執著見，
克服自我與他我、個體與群體、人類與自然之間的分離和對立，而融自我於他我、群體
之中，得自我之大解脫。佛教精神是很符合現代人精神需要的。(172頁)
《在禪的生命、禪的正受——談耕雲先生{安祥集)》一文中，樓先生更向大家推薦了認識自我、獲得禪的生命和正受的具體法門，即台灣耕雲先生倡導的「安祥禪」。樓先生認為「安祥禪以方便之法門達究竟之理地，最為契合現代社會廣大在家居士的根機」(174頁)。在這里，樓先生似已跨越一般學術研究的領域，幾乎成為佛法的弘揚者了。他引用耕雲之語：
儘管自然科學飛躍進步，物質文明高度發展，但物質的滿足，永遠填補不了人們
心頭的空虛；儘管知識爆炸，科技起飛，但學術並沒有提升人類的品質。」(耕雲，《禪
的認知與修學》)
中國古代「學為己也」的治學思想，到了近代漸為人遺忘，耕雲先生所謂「學術並沒有提升人類的品質」也是近代之事。而真正的學問必定是關切人生、關注現實、乃至能引導社會、領文化思想之先的。樓先生作為一個研究佛教思想、文化、歷史的佛學者，而有關注現實的研究趣向，可以說是得學術之真趣的。一個真正的學問大家，必定有著關切現實人生的情懷。傳統文人與近世一般專家學者之一大不同，正在於文人是具有深厚的人文情懷、具有社會理想、關注國計民生的「知識分子」，其治學，也抱著「文以載道」、「修齊治平」的理念。我們殷切希望這一學術傳統在佛教學術領域得以繼續，讓我們看到更多關切現實、關懷社會，對佛教的未來發展乃至社會思想文化的發展具有指導價值的佛教學術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