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樹春深更著花——紀念金陵刻經處創立140周年
肖永明
清同治五年(1866年)，「近代中國佛教復興之父」楊仁山居士，「奮起末法蒼茫，宗風歇絕之會，以身任道」，創立金陵刻經處。從此，中國近現代佛教波推浪涌，開始了全面復興。140年來，金陵刻經處與整個近現代以至當代中國佛教的復興、發展緊密聯繫在一起。為中國佛教發展，宣流法音，紹隆佛種，做出了巨大貢獻。
刻經講學 興衰繼絕
晚清中國佛教衰敝，學佛信眾幾乎一經難求。1866年，楊仁山居士發起倡印《凈土四經》，標誌著金陵刻經處正式創立。從復興中國佛教著眼，金陵刻經處刻印流通經籍，立義高，簡擇嚴，涵蓋廣：所刻印經籍以弘法布教為目標，所印經籍全部重新加以句逗、分段和校勘，使版本更加精審，更加便於學人讀解，使經義得到更加清晰呈現，義學振興有據；所刻印經籍對文義淺俗、迷信附會之書及偽經偽論嚴格簡別，從經籍源頭上杜絕了相似佛法的泛濫，保證了佛教正法的弘揚；所刻印經籍不拘一宗一派，涵蓋面廣，特別是楊仁山居士通過南條文雄從日本尋回中國宋元以後失傳的隋唐古德著述300多種，擇其精要刻印流通，使三論宗、唯識學等宗派得以舊義復明、宗旨重光、絕學恢復。金陵刻經處所刻印的經籍，為近代中國佛教的復興提供了可靠的經典依據，也是近代中國佛教得以復興的基礎。近代中國佛教也從此走上各大宗派全面復興之路。
金陵刻經處不僅以印經流通為本，精益求精，而且在楊仁山居士的倡揚下，金陵刻經處成了近代中國推闡佛學義理、推動社會思潮的佛教文化中心。1896年，譚嗣同赴南京候補江蘇知府，來到金陵刻經處蜓釗噬驕郵恐吹蘢永瘢邢胺鷓в善浯磣鰲度恃а罰苑鸞湯砟鉍f鑄新學，提倡變法維新，轟動一時，肇始了佛學對當時社會思潮乃至社會變革的深刻影響。由譚嗣同而章太炎，旁及康有為、梁啟超等，一時間，佛教思想融會社會新思想，鼓盪社會變革、革命風潮，影響了整個近現代中國社會的變革取向。
1904年，歐陽竟無前來探求佛法真義，追隨楊仁山居士精研佛學，發揚光大千年絕學法相唯識，創辦支那內學院，影響一代治學風尚。1908年，楊仁山居士在金陵刻經處創辦祗洹精舍，這是中國最早的佛教學校之一。楊仁山居士為振興中國佛教而辦學，吸引了一批青年才俊來此參學。太虛大師這樣的中國佛教革新領袖人物即從此脫穎而出。現代中國佛教僧俗兩系精英，正是從金陵刻經處開始，將楊仁山居士開創的佛學風尚，引向了更廣更深的領域。
楊仁山居士創辦金陵刻經處，講學以刻經，闡教以益世，始願之宏，垂謨之遠，都源於老居士無限深廣的悲誓宏願。
有願力之宏，便有信心之堅定。楊仁山居士在百事堪哀的當時就深情地展望：「就目前世界論之，支那之衰壞極矣。有志之士，熱腸百轉，痛其江河日下，不能振興。然揣度形勢，不出百年，必與歐美諸國，並駕齊驅。」這種深廣的愛國主義情懷，給金陵刻經處事業增添了異彩。
十方護持 薪火相傳
楊仁山居士晚年最大的心願，就是在他之後，金陵刻經處事業能夠繼承發展、發揚光大。他悲願深徹，遺囑「經版所在，遺體所在」，要永遠守護金陵刻經處的延續發展。為了從體制上確保金陵刻經處的永續發展，楊仁山居士通過在金陵刻經處成立的佛學研究會，發起商議維護金陵刻經處辦法，商定歐陽竟無、陳鏡清、陳宜甫3人分負編校、流通、交際之任，共同負責刻經處事業，提議推舉董事，選出著名護法居士梅光羲、李證剛、蒯若木、濮一乘等11人為董事，組成董事會，監督管理金陵刻經處，具備了十分超前的現代管理組織理念和形式。董事會的出資護持，使金陵刻經處在楊仁山居士之後的繼續發展獲得了一定的保障。在董事會的勉力護持下，時局動盪、風雨飄搖之中，金陵刻經處仍然得以艱難維持。
1952年，陳宜甫去世，刻經處看守無人。趙朴初居士在上海接到楊氏後人告急書，深感刻經處之重要，便邀集滬上緇素大德圓瑛、應慈、持松、妙真、清定法師及林子青、游有維、李贊侯居士等開會，組成金陵刻經處護持委員會，推趙朴初居士為護持委員會主任。護持委員會出資並派徐平軒居士主持恢復刻經處業務，金陵刻經處從破殘不堪的殘局中被挽救過來。
1957年，金陵刻經處成為中國佛教協會直屬事業單位，根據中國佛教協會的統一安排，全國各地主要經版資料一起歸併到金陵刻經處集中保管使用，使金陵刻經處經版增至15萬多塊，成為全國漢文佛經刻印收藏中心，補齊印行流通了《玄奘法師譯撰全集》等大部類經典，在全國佛教界產生了廣泛影響。歐陽竟無弟子、當代佛學大師呂澂先生，攜支那內學院經版圖書資料回歸金陵刻經處，在金陵刻經處負責組織編撰斯里蘭卡發起編纂的英文《佛教百科全書》中國卷，培養中國社會科學院委託培養的佛學研究生，指導金陵刻經處工作。楊仁山、歐陽竟無、呂澂一脈相傳的金陵刻經處法脈文脈，重現光華，熠熠生輝。
「文革」中，金陵刻經處與全國佛教寺院一樣，也受到沖擊，人員遣散，圖書資料被送去回爐。因國務院直接關懷，來電要求保護，所藏經版中12萬多塊得以保存下來。1973年，旅居美國的楊仁山居士孫女楊步偉和孫女婿——國際著名語言學家趙元任先生回國觀光，得到周恩來總理接見。他們向總理提出恢復刻經處的請求，周總理當即指示「保護恢復金陵刻經處」，吩咐參加會見的趙朴初居士規劃恢復。金陵刻經處的恢復工作遂於「文革」中啟動，這在全國佛教界都是絕無僅有的。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趙朴初居士9次親赴南京，得到江蘇省、南京市有關黨政部門的大力支持，解決了許多難題，金陵刻經處業務得以真正恢復。
全面恢復後的刻經處，印經流通、佛學研究等各項工作順利開展。1982年重印首批經書以後，持續不斷地印行流通了大量經典，特別是《藏要》、《玄奘法師譯撰全集》、《普慧藏》等大部類佛教典籍的印行流通，很好地滿足了佛教界的需求，為當代中國佛教做出了貢獻。1990年，得到香港宏勛法師發起捐助，金陵刻經處購置了現代印刷設備並逐步更新，在傳統印刷的基礎上，又用現代印刷技術印刷新版佛教書籍，進一步擴大了刻經處印經事業的內涵，滿足了佛教善信的新需求。
今年，金陵刻經處傳統木刻雕版印刷技藝又成為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這是金陵刻經處歷史地位和重要影響的體現，也是金陵刻經處進一步發展的殊勝因緣。
十方護持，薪火相傳，金陵刻經處創立140年以來，在楊仁山、歐陽竟無、呂澂三代佛學大師薪火相承、踵事增華下，在各級黨政領導及各方大德長老善知識的大力支持、傾心護持下，形成了非常優良的傳統和非常廣泛的影響，延續發展至今。在今後的日子裡，這一幾度興衰而慧燈不熄的著名佛教文化機構，老樹春深更著花，必將繼續常明慧炬，為佛教、為社會放大光明、做大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