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向平
繼2007年四川新都寶光寺以99萬元拍賣頭炷香，把拍賣所得款捐給了貧困學生之後，如今各大寺院紛紛效仿。他們以佛教慈善拍賣的方法，參與社會慈善事業。除了拍賣燒頭香外，還有新年祈福、除夕夜的「撞鍾權」、「撞鍾券」、吉祥開光號碼拍賣等等，形式多樣，不一而足。雖然這些慈善拍賣而獲得的許多善款，基本上都以捐贈的形式送到了需要幫助的機構或人群手中，然而，佛學界以及社會各界對此現象所展開的討論卻並未停息。這些討論涉及到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佛教的發展路徑及其特徵等重大問題。
觀點之爭
對於這一問題的討論，很容易出現兩種彼此對立的觀點及其傾向，如同辯論賽事中的正方與反方。
首先，著重於宗教神聖性方面的觀點，無疑會從佛教的神聖性出發，對此予以批評。認為這些慈善拍賣的行為多少會影響寺廟的清凈和莊嚴，有損出家人的法相尊嚴。佛教的慈善事業必定要做，但不是依靠這樣的慈善拍賣方法，而應當依據佛教的神聖性和公信力。
其次，最有可能的觀點，就是對近年來泊自美國的宗教市場論的誤解，以為宗教就是一個市場，只要根據宗教信徒的要求把宗教事業做成了宗教產品，宗教就能夠發展，就能夠構成彼此之間的良性競爭。因此，這種觀點認為，佛教寺廟從事慈善拍賣等等宗教營銷活動，無疑會大大增強佛教的社會影響力。這是把宗教市場論簡單視為宗教市場的經營了。
當然，對此問題的討論，還有可能出現第三種立場，那就是出於發展寺院經濟的考慮。為了發展佛教，發展寺院經濟是必經之路。重慶華嚴寺方丈道堅法師曾發表一篇相關文章《發展穩定寺院經濟，為經濟社會發展作貢獻》，其主要觀點：佛教經濟是以寺院經濟為基礎的，是支撐三寶事業的命脈。現在我國佛教寺院的經濟收入，主要有農業、旅遊業、宗教產業三種類型。目前最多的是第一類，處在廣大邊遠地區或農村地區的寺院，主要是以農業為依託的原始經濟模式，勉強維持溫飽水平，對社會所發揮的宗教功能也極其有限；在旅遊業發達地區，如四大佛教名山等地的寺院，採取的則是以旅遊業為主的經濟模式，即出家人以發展旅遊業如寺院門票(大多數寺院門票可能不一定是佛教寺院收取的)、開辦旅遊相關產業，所獲得的利潤用於寺院的建設、文物的保護、寺院日常開支或興辦佛學院等；第三類是城市化佛教，多以宗教產業維持生計，如興辦素食餐飲及加工業，開佛教用品及佛教書籍商店，經營香火紙燭，進行宗教法事以及接受宗教捐贈等，以產業化模式養寺安僧，或弘法濟世。這些寺院經濟模式最大的特色是不穩定性，容易受到市場影響，一旦遭遇特殊情況，寺院沒有抵禦經濟風險的能力，只有破產一途。如何發展穩定的寺院經濟，推動佛教事業的發展，就成了當今寺院方丈們最重要的課題。
對於 「功德」與「慈善」這一對概念的理解和認識，是左右人們討論、爭論佛教慈善拍賣現象的關鍵。
事關佛教慈善拍賣現象的討論或爭論，筆者認為涉及到佛教界、學術界及其他社會各界對與此相關的一對主要概念的理解和認識。這一對主要概念，就是「功德」與「慈善」。
關於「功德」概念，功指善行，德乃善心，意指功能福德，亦謂行善所獲之果報。功者福利之功能，此功能為善行之德，故曰德。又，德者，得也，修功有所得，故曰功德。幾乎所有與佛教相關的事體，無不與此緊密關聯。信佛、念佛、做善事、供養三寶、世人拜佛誦經布施供養等，幾乎都可視為「做功德」。
《大乘義章》九曰：「言功德，功謂功能，善有資潤福利之功，故名為功。此功是其善行家德，名為功德。」《天台仁王經疏上》曰：「施物名功，歸已曰德。」《勝鬘經寶窟上本》曰：「惡盡言功，善滿曰德。又德者得也，修功所得，故名功德也。」
梁武帝肖衍曾經虔誠信佛，大興佛寺，精研教理，時遇遠道而來的菩提達摩，便問：「朕即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化僧眾不可勝數，有什麼功德？」
「這僅是修的人天小果，屬有漏之因，不過像隨身而動的影子一樣虛幼不實。」
達摩說：「不染煩惱，圓融妙凈，身心中一切念頭空空寂寂，這樣的功德，不是靠做些善事就能求到的。」
梁武帝以國家財力建480所寺廟，度數十萬出家人，達摩祖師說並無功德。正如凈土法門法師《談功德》那樣：功是修行的功夫，德是本性的德能；功是戒定，德是智慧，三世諸佛的教法即是戒定慧三無漏學。修功是斷煩惱塵沙無明，德是本性中之智慧現前，能了生死、出三界、證菩提的是功德。
關於「慈善」的概念，中國人古已有之。博愛為慈，樂舉為善，以慈行善。
在我國傳統文化典籍中，「慈」是「愛」的意思。孔穎達疏《左傳》有雲：「慈者愛，出於心，恩被於物業」；又曰：「慈為愛之深也」。許慎的《說文解字》中也有解釋道：「慈，愛也」；亦謂「上愛下曰慈」。又如《北史·崔光傳》中所講：「光寬和慈善。不忤於物，進退沉浮，自得而已」雲雲。
現代的慈善概念，一般的定義是：從同情、憐憫或宗教信仰出發對貧弱者以金錢或物品相助，或提供其他一些實際援助的社會事業。至於從事社會事業的主體，是民間非營利性組織，由捐贈人提供財產等並由其職員進行管理，以其收入服務於社會。慈善捐助作為最悠久的社會傳統之一 ，藉由金錢的捐助和其他服務，來提升人類的福祉。
自兩漢之際佛教傳入我國之後，「慈善」二字便與佛教結下不解之緣。我國的慈善事業，同樣有著自己悠久的傳統，並且多與佛教相關。漢唐寺院濟貧、賑災、醫療、戒殘殺；宋代養老扶幼事業的勃興；元代醫療救助的興起；明清民間慈善群體，在我國慈善史上首屈一指。
而功德與慈悲結合起來，最常見的說法是大慈大悲。《大智度論》第二十七《釋初品·大慈大悲義》：」大慈與一切眾生樂，大悲拔一切眾生苦。」而使一切生命體感到快樂的，稱為「大慈」。
為此，我國的大量慈善事業都是與佛教慈悲意識分不開的，特別應該指出的是，佛教將「因果業報」的觀念引入慈善事業，對於推動更多的人以「行善事、得好報」的廣義功利目的，投入到現實社會的慈善工作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大家至今仍沿用的「功德無量」，恰好蘊涵著深刻的佛教業報思想。實際上，許許多多人正是為了「功德無量」的慈善事業，不惜獻出巨額財產、甚至獻出悠悠此生。雖然歷史上亦曾有人對此「行善得報」的信仰與思想提出過批評，所謂「務施不關周急，歸德必在於己。」認為哪怕是為了來世的果報，也是本質自私的行為。但這種批評，也常常被認為是有些苛刻。
慈善是功德，卻不局限於功德；功德是慈善，但要求普遍的慈善。兩者可以相輔相成，相得益彰。
追求功德是佛教信仰的要求，慈善是公共事業和社會愛心。功德能夠與慈善整合，既有內在的關聯，亦有彼此的分別，但總的來說，不能簡單地混同為一件事情。
功德業報的信仰方法，筆者以為主要是以佛教信徒為對象而言的。如凈土法門法師1996年4月於美國達拉斯佛教會講《地藏經大意》時說：「福德是可以自己與他人受用享受的，比如金錢、房屋等；而功德是自受用的，修持清凈心是可以讓福德轉化為功德。」
對於建立功德信仰的佛教信徒來說，無論做的是教內還是教外的慈善事業，那是無法採用經濟運作方法的，更不能使用市場營銷的方法。那樣的話，這些事業儘管也具有信仰和慈善的考量蘊涵，但最終也難免建構一種「買賣式的信仰」、營銷式的慈善服務。採用這種方法，即使你沒有要求，我也能夠給你製造出一種要求，使你接受我的營銷目的。很有可能，這種所謂的信仰方式，是被製作出來的。雖然這是基於一些人的信仰而做出來的不同功德，但這卻構成了營銷式慈善或買賣式信仰的弊端。2007年，筆者就曾提出了「慈善特殊主義現象」、或「殘補式」的慈善服務，討論的也就是這些現象。
與此相異，社會慈善事業則是社會共同的公益事業，是一種不能局限於佛教信仰對象的公共服務。如果採用市場方法或營銷方法，筆者認為是無傷大雅的。關鍵是不能把掙來的錢胡亂開銷了，只能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用於公共慈善事業。
當前歐洲正在興起一種名叫「社會企業」的公益慈善方式，即用商業、企業的管理與運作方法，雖然按照社會企業的註冊法規和經營宗旨，其所得資源統統要用之於社會慈善事業，不得用於他途，但管理人員和從業人員還是可從中獲取一定的報酬。這樣做的好處是，它們能夠自負盈虧，非但不給社會增加負擔，還能夠完全做到自治、自理、自養，具有一定的經濟能力來直接從事社會公益事業。
一種信仰，兩種境界，兩種結果。教內人士談功德，行善積德，本是信徒的分內事；教外服務則求其公共效益。因為，慈善事業乃是一門共同而公共的普遍事業。它們受益的對象，並不局限於佛教信徒。
慈善事業既是經濟事業發展的晴雨表，也是調節貧富差別的平衡器。當代社會一般具有三次分配。通過市場實現的，是人們收入的第一次分配；通過政府調節，實行的則是收入的第二次分配；在習慣、道德、宗教信仰的影響下，個人出於自願將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捐贈社會，乃是其中的第三次分配。公益慈善事業，實際上就屬於這第三種分配。如果把佛教的慈善行動局限於慈善拍賣的話，那麼就有可能會忽略了第三種分配所包含的社會意義與社會功能了。
因此，慈善是功德，卻不局限於功德；功德是慈善，但要求普遍的慈善。佛教信徒很喜歡功德慈善，而中國人亦很希望慈善功德，這兩者是可以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在我國社會目前尚無公益慈善基金的法人組織，佛教界大多局限於僧團、寺廟而無教團組織社會資源、動員社會基金的前提下，佛教界的慈善拍賣行動，本是善舉，只是出於宗教慈善、公共事業的更高要求，其中還有值得思考的地方甚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