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能海法師
任傑
能海法師是一位品學兼優、愛國愛教的僧人。1942年秋至1956年秋，我依能海法師學經十餘年，法師同情和支持中國共產黨的革命事業，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解放前，法師從不與國民黨官員來往，也不準他的弟子同當官的往來，拉關系。1949年夏，峨山磚殿修復，法師率弟子到新修的慈聖庵安居，為普賢銅像裝藏。安居圓滿後，法師先回成都，兩位上座僧人①後來隨某軍長夫人的車回到成都。為這事，他們受到法師嚴厲的批評和處分，其中一人，還被遣送到綿竹縣西山雲霧寺靜坐，不準出山。法師就是這樣嚴格地要求他的弟子，認為這是佛制。
但是，法師對共產黨和黨的革命事業，卻懷著深厚的同情。他常說，共產黨拯救人民大眾出苦海，這是好事，我們佛教徒應該擁護。成都解放前夕，有一位僧人從上海來到近慈寺，對大夥說「共產黨要消滅宗教」，法師知道後，立刻叫當事人把他趕走了。還有一次，法師在彭縣修舍利模型塔，當時彭縣一帶住著劉文輝、潘文華和鄧錫侯的起義軍，成都的一些進步人士，以及共產黨的代表也在那裡。縣城裡顯得十分平靜、繁華，人們很高興，到處都在談論解放的事。法師和一些僧人也在一起議論解放的事。就在這時，監工修塔的僧人演仲跑來對法師說：「趕快把塔頂安上吧，不然共產黨來了……」沒等他把話說完，法師就生氣地說：「來了怎麼樣，中國人嘛，又不是外國人！」法師對共產黨始終是信任的。第二天，不知為什麼，法師忙著回成都，我們六七人急急忙忙走了兩天，到成都文殊院時已是傍晚。法師不顧旅途疲勞，冒著細細小雨，急忙出去會人，這是法師第一次到俗人家會人。後來我才知道，法師是去設法營救被國民黨特務逮捕的一位同志。他叫王干青，四川綿竹人，是法師的同鄉好友。在彭縣時，法師就託人營救，現在又親自跑來救助，但時已太晚，據說那天晚上就被國民黨特務殺害了。解放後，我們得知「十二橋慘案」中有王干青烈士(《成都日報》登有消息)。後來，法師專為「十二橋烈士」念經，以示超薦哀悼。
1948年，法師在新都寶光寺時，有個叫成佛的僧人，國民黨特務懷疑他是共產黨員，不久就將他抓走了。後來法師千方百計託人把他救了出來。法師還營救過一些革命人士。當時常有一些青年人到寺里來住，後來聽說他們都是黨的地下工作者。
法師積極擁護支持祖國統一、民族團結。西藏色拉寺堪布阿旺嘉措，因反對西藏親英派搞西藏「獨立」，遭到反動派的迫害，弟弟被親英派殺害，自己被迫化裝逃到內地，到南京找國民黨政府，國民黨不僅不支持反而給他難堪。1949年夏天，阿旺嘉措到近慈寺，法師把他安置在成都一位居士家裡，保護了他。成都剛解放，共產黨就把阿旺請出來，給予妥善安置和照顧。
成都解放不久，寺里來了幾位解放軍，據法師身邊的侍者說，是西南軍政委員會的人，來見法師，商談西藏和平解放的問題。法師給西康、西藏的友人寫了一封信，說明共產黨保護宗教的立場，要他們配合進藏部隊，和平解放西藏。同時，法師建議進藏部隊要執行宗教政策，還建議把班禪接到北京來。過了不久，西南軍政委員會又來信，要法師一同進藏。法師年老體弱不便同行，即派剛從西藏回來不久的隆果隨軍進藏。
全國解放後，法師作為特邀代表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後又當選為第一屆、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出席過維也納世界人民和平會議。他擁護並積極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宣傳社會主義道路，號召僧人愛國守法。1951年法師正在北京參加全國政協會議，聽到四川土改的消息後，立即寫信給近慈寺的僧人，要他們遵守國家法令，分土地時不要和農民爭，如果田不夠種，可以上山造林，還可以搞一些畜牧業。在五台山清涼橋，法師不收中國佛教協會每月補給的500元錢生活費，自力更生，帶領我們上山種了幾十畝土豆和蔬菜。春天，法師率領大眾上山種樹，並刻有造林碑，以資鼓勵，把植樹造林作為長期的計劃。1955年，在法師的倡導下，我和當家一起，集資購買了30多頭牛和1匹馬，辦起了畜牧場。第二年就產了10多頭小牛，做到了生活自給。1956年春，五台山宗教事務處召集全山各寺有關人士參加社會主義學習。臨行前，法師一再囑咐我們：「去了要好好學習。不學習社會主義，就走不好社會主義道路。」他還說：「僧要像僧樣，穿著要整齊。」邊說邊檢查大家的服飾。在法師的教導和鼓勵下，我們通過學習，思想上都有了較大的提高。以後我又去北京，進中國佛學院學習。其後幾年，法師每次來京開會，我都去看他，見面時，他總是談會議精神，向我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勉勵我努力學習。
①佛教稱謂。對法臘(出家年歲)高者的尊稱。或對有德行僧人的尊稱。
1985年2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