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心川
佛教與中國文化的適應和融合是從她傳入中國的第一天就開始了。佛教今天是我們傳統宗教和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這是一個不斷結合中國的國情和中國文化的特點，與中國人的生活不斷適應的過程。佛教自東漢從印度傳入後已有2000餘年的歷史，它對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生活、文化藝術乃至民間習俗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國紮下根來，並得到了重要的發展，主要是適應了中國社會的現實需要而擁有自己民族的特徵。
佛教在傳入中國後，一開始就依附於中國的傳統思想文化，力圖融攝儒道的思想，使之適應中國人的社會倫理與文化心理。最早的吸收與融合可見於《四十二章經》，那裡面就已滲入了很多儒道思想的內容。在隋唐時期，中國佛教形成自己的宗派和學說後，這種融攝表現得更為突出和自覺，甚至達到難解難分的程度。例如天台宗把止觀學說與儒家的心性論調合起來，甚至把道教的「借外丹修內丹」的修鍊方法也引進了佛教。禪宗在堅持佛教立場，觀點和方法的同時，將老莊的自然主義哲學，儒家的心性學說都融入自己的禪學中去，從菩提達摩的「與道冥符」到神秀的「觀心看凈」都可以看到老子「靜觀其道」，「靜心致遠」的思想痕跡，從惠能的「能所俱泯」中我們可以聯想到莊子的「物我兩忘」的境界。中國的佛教不僅追隨中國的傳統思想，同時不時地調整和改造自己以適應各個時期封建統治的政治經濟需要，例如在東晉時期曾開展一場「沙門不敬王者」的爭論，沙門慧遠雖然堅持印度不敬王者的傳統，但他舉出的理由是：如果沙門成就了功德，也就「助王化於治道」。
大乘佛教一直宣傳佛教的出世主義，但在中國各佛教派別中常常融世法於佛法，例如華嚴宗宣傳「理事無礙」的調和原則。禪宗宣揚「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等等。總之，我們可以說無論在印度或中國，佛教一直在進行自我調整與改革，使之適應社會的發展，佛教中國化的過程，也就是使印度佛教能夠適應中國的社會歷史條件和民族倫理，文化心理的過程。
我國近代社會的變革是中國曆史空前的大變革，中國人民經過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推翻了幾千年封建專制的統治，締造了人民的國家，在這一場政治革命中也涉及了社會改革和文化改造等等諸多的問題，中國人民通過這場革命不僅重新認識了自己，而且也認識了世界，在西方資本主義、人道主義、進化論、無政府主義，馬克思主義和科學、民主的狂飆大潮的沖擊下，中國的革命先行者開始覺醒過來，檢討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利弊，佛教當然是他們認真對待和重新認識的一個重要內容。
近代以來對佛教資源的開發利用，推陳出新，表現在：康有為借其《大同書》把佛教思想中的平等、自由和非暴力等觀念推向政治改革。譚嗣同以佛學作為其建構「仁學體系」的基石。梁啟超認為，佛學講兼善，講智信，講自力，講平等， 「切入人事，征於實用」，對於振興中國社會政治極有價值。蔡元培在他的《佛教護國論》中公開號召民眾愛教護國等等。太虛於1913年提出了對佛教進行「三種革命」，即「教理革命」、 「教製革命」和「教產革命」的主張，把佛教的改革理論引向了實踐。總之，佛教的改革是中國社會革命的先聲，佛教教義中的某些積極內容曾被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和改良主義者們用來鼓吹他們革命的理論依據。他們在佛教改革中提出的某些「人間佛教」的內容，迄今還鼓舞著佛教徒努力探索佛教與現代化進程中的中國的接續與創新。
佛教在本世紀初就在討論和試圖回答種種問題，例如，佛教是迷信還是智信?佛法是否違背科學或與科學相貫通?民主之於佛教有無根據?佛教慈悲與和平的關系如何等等?這些問題直到今天不少人還在談論。我想中國的現階段的佛教，除了關心上面的問題，還應該思考我們的文化建設中，如何發揮佛教的長處，如何解決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展的問題。這里應該注意到世界佛教和東西方宗教文化與非宗教文化的交互影響。中國古代佛教文化在近代調適與更新，不僅是對中國古代佛教文化優秀傳統的自覺繼承和發展，也是走向傳統化與現化代、民族化與世界化的合理對接的需要。「人間佛教」是現代佛教的一種社會化運動，但佛陀之教還有更為重要的內容與意義，這些都是今天的佛教應該關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