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廣錩
本書是中國古代佛教典籍之序引跋記的匯集。收集時限上自後漢，下至清末，共計二千五百篇左右。
佛教於兩千多年前傳入中國。兩千多年來，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深相互動，其結果既極大地改變了中國文化的面貌，也極大地改變了自己。使得原為域外宗教的佛教，成為中國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與儒道兩教一起，共同支撐起中華文化之鼎。
佛教的傳播，就其本質來說是一種文化的傳播。文化的傳播需要載體，典籍就是佛教傳播的重要載體。正因為有了典籍，思想的傳播才能夠超越時間與空間；正因為有了典籍，我們今天才能追索佛教傳播與演化的過程。
中國佛教的典籍，可以分為兩大部分：域外傳入的翻譯典籍、中國人自己編撰的中華佛教撰著。翻譯典籍紀錄的原本是域外的思想，但從這些典籍被翻譯成中文之時起，它們所承載的思想就或多或少地受到中國傳統思想的影響而產生變容。思想文化因翻譯而發生變容轉型，這可以說已經成為文化交流的一種規律。那麼，由佛經翻譯而發生的佛教思想的變容轉型，究竟是怎樣展開的？這就需要具體地考察每一部典籍的翻譯過程，包括它的翻譯時間、地點、譯主、譯場的其他翻譯者、參與翻譯的人員對該典籍的理解等等。而關於這些典籍翻譯情況的最早的第一手資料，就記載在相關的翻譯記以及序引跋中。除了翻譯時的變容外，其後的中國人在學習這些典籍的過程中，到底是如何看待與接受域外的這些佛教思想的呢？這就要考察中國人閱讀這些典籍之後所寫的著作與文章，這里主要包括中國人為這些典籍專門撰寫的各種章疏，以及他們為這些典籍所寫的序跋。至於中華佛教撰著，則更加明確地紀錄了中國人如何吸收、消化外來佛教，以營養自己的全過程。所以，中華佛教撰著的序引跋記，自然也是我們研究這些撰著的第一手資料。
總之，典籍是我們研究佛教的基本資料，而序引跋記濃縮了關於典籍的大量信息，所以序引跋記在佛教研究及佛教文獻學上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有意思的是，印度古代雖然編撰出大量的佛教經典，但除了個別例外之外，我們沒有發現有如同中國那樣的序引跋記。我認為這與漢民族的民族特性有關。漢民族是一個有著高度歷史觀念的民族。自古以來，便採用各種方式，記錄自己民族各個方面的發展史，包括利用序引跋記，記錄自己在佛教典籍方面的活動。可惜的是，由於種種原因，這些記載很多已經被湮沒在歷史的長河中。今天我們能夠看到的，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從現有材料看，在中國佛教文獻學史上，第一個注意利用序引跋記來研究佛典的是東晉十六國著名高僧釋道安。釋道安不但在鑽研與註疏佛典的過程中撰寫了不少序跋，而且在自己編撰的《綜理眾經目錄》中，充分利用了前人撰寫的序引跋記。只是道安沒有能夠把他所見到的序引跋記全部匯總收集。這一工作是由南朝梁著名高僧僧佑承擔起來的。僧佑認識到「經序總則勝集之時足征」，即根據經序，可以考察到各佛教典籍翻譯的情況，於是在他的名著《出三藏記集》中特意設立了一個部分以總列經序。在這一部分中，僧佑匯總了他當時能夠收集到的序引跋記共計一百一十篇[①]，其中只有三十三篇為後代大藏經所收錄，另外的七十七篇則賴有僧佑的匯總，才得以保存至今。這些序引跋記，是我們研究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的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料。例如，釋道安的著作絕大部分都已經亡佚，只有少數經序留存，而這些經序，絕大部分保存在《出三藏記集》中。以至我們不能設想，如果沒有《出三藏記集》保留的這些經序，應該怎樣從事釋道安的研究。
遺憾的是，僧佑以後，除了《古今圖書集成》之外，再也沒有人注目於此。收集匯總佛典序引跋記的工作似乎要成為絕響，這將是我國佛教文獻學的一個巨大的損失。鑒於此，幾年前我就有重新編纂佛教典籍序跋集的設想，並著手收集了若干資料。但是，由於另外一些更加緊迫與重要的工作壓手，收集工作斷斷續續，雖未中止，但完成無時。
今年春天，許明同志抱著篇幅長達二千六百頁的《中國佛教經論序跋記集》前來找我，說他用兩年多的時間，編纂了這部大書，希望我幫助他審閱一下，還希望我寫一篇序。當時，我真是又驚又喜。吃驚的是年輕的許明同志能夠有這個眼光，認識到佛典序引跋記的重要價值；也對他竟然下這麼大的工夫把這件事情做成感到吃驚。高興的是自僧佑以來斷絕了一千多年的這一工作終於賡續有人，僧佑有知，亦當頷首；也為這件事已經有人在做，我可以給自己卸載而感到高興。尤其當我得知許明同志沒有工作，沒有穩定的收入，卻不顧一切地花費幾年的時間，從事這一非常有學術價值，卻未必有什麼經濟效益的事情，真是非常感動。在社會普遍浮躁，學術正在腐敗的今天，這實在是一股清新的空氣。面對許明及他的工作，許多人應當羞愧。人之所以為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
本書共收入佛典的序引跋記約二千五百篇，是《出三藏記集》的二十多倍。僅這一數字的對照，就說明本書資料價值之高。本書的諸多序引跋記雖然大多集錄自《大正藏》、《卍字續藏》、《全唐文》等大叢書，但編者不是簡單地照錄原文，而是作了一番艱苦的考訂工作。這主要體現在對作者的考訂上。有些篇章傳統無作者名，但編者將其考出；有些篇章原注作者有誤，編者作了訂正。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
當然，這樣一部大書，又是重新移錄標點，其魚魯之訛、誤標之處，在所難免。為了對讀者負責，編者特意在篇名索引中註明每篇文章的出處。這樣，讀者可以根據需要，覆按原文。這說明編者對人、對事的態度是誠懇的，對自己從事的這項工作是老實的、認真的。說起來，標明出處，實際只是對文獻工作者的基本要求。然而，就是這一基本要求，有些專業的文獻工作者還沒有做到。比較之下，業余的文獻工作者——許明同志的努力就更顯得難能可貴了。
許明同志已經作了很好的工作，但佛典的序引跋記數量甚大，沒有被本書收入的還有不少，希望許明同志或其他有意於此的朋友們共同努力，徹底完成這項工作。
二○○二年六月二日夜於惠新北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