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遠
有史以來，許多重大的歷史事件曾對人類的文明進程產生過難以估量的巨大影響。但是，這些歷史事件在當時不一定轟轟烈烈、光彩奪目，它們的壯麗輝煌，要過幾十年、幾百年乃至幾千年才能為世人所矚目、所理解。對於目前佔世界人口大約四分之一的中國人來說，佛教的初傳，正是這樣一次歷盡千載愈顯可貴的歷史機遇。當年的中國人何嘗會想到，正是這個機遇，為中華民族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族傳統注入了一股永不枯竭的甘泉；正是這個機遇，使中華民族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族傳統駛向了一片蔚藍的無邊無際的智慧之海。
是誰抓住了這個機遇？是誰為我們送來了佛法？其功不可沒，其名不可泯。特別不應忘記的，是它記下了中國佛教的起點。數典豈可忘祖？我們要為中國佛教的千年誕辰做一次隆重的紀念。
目前，有關佛教初傳中國的紀年，主要有兩種論點：一、伊存授經說(漢哀帝元壽元年，即西元前2年)，二、永平求法說(漢明帝永平十年，即西元67年)，相差69年，大約三代人的時間。
永平求法說，在中國曆史上長期流傳。其實，此說法當初並非佛教界自身所認定。據湯用彤、任繼愈、杜繼文等學者考證，「漢明感夢」的說法，首見於後趙著作郎王度上石虎(西元334年)之奏議：「往漢明感夢，初傳其道。」(《高僧傳·佛圖澄傳》)
其後，在諸多攻擊佛教的文獻中，此說法屢屢被採納。例如，北魏太武帝在太平真君七年(西元446年)取締佛教的詔令中說：「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偽，妄假睡夢，事胡妖鬼，以亂天常，自古九州之中無此也。」唐韓愈在《論佛骨表》中則說：「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湯用彤先生認為：「而《諫迎佛骨》一文，既為後人所傳誦，故此說更認為定論。」
佛教方面接受了「永平求法」的說法，亦有當時的具體原因。湯用彤先生認為：「漢明為一代明君，當時遠人伏化，國內清寧，若謂大法濫觴於茲，大可為僧伽增色也。」南北朝時，佛教來華未久，佛道相爭甚為激烈，無論出於尋求自己的依靠，還是出於攻擊對方的背景，漢明感夢，永平求法，都成為第一話題。佛教何時初傳，反倒不被重視。
「往事越千年」，如今早已不是佛道相爭的年代，佛教也不必再用皇權來為自己增色，重尋一個歷史的真實，認真做一次千年的回顧、百年的展望，具有更深刻、更重要的歷史意義，萬邦矚目，百宗歸心，誠為一大事也！
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佛教史學之大家，首推湯用彤先生。其著名學術專著《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至今仍為扛鼎之作。呂澂先生評價此書：「受日本人的影響就少，所用資料比較豐富。」關於佛教初傳，湯先生認為：
最初佛教傳入中國之記載，其無可疑者，即為大月氏王使伊存授《浮屠經》事。
……《裴注》與《世說注》所引相同，而年代又均較早，則謂伊存使漢，博士弟子景盧受經，或較為確實也。
……諸書於授經地點人名雖不相同，但受者為中國博士弟子，口授者為大月氏人，則按之當時情形，並無不合。……據此，則伊存授經，更為確切有據之事也。
漢明帝永平年中，遣使往西域求法，是為我國向所公認佛教入中國之始。……然使永平年前未傳佛法，則不但哀帝時伊存已授佛經，明帝時楚王英已為桑門伊蒲塞設盛饌，其時已有奉佛者在，且即就此傳說本身言之，傅毅已知天竺有佛陀之教，即可證當時朝堂已聞有佛法。……至若佛教之流傳，自不始於東漢初葉。
一般採用的，就是見諸記載而事實上也有可能的，乃是西漢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使者伊存口授博士弟子景盧以佛經的材料。認為這就是佛教傳入的開始。
日人白鳥庫吉認為，貴霜王朝前二代是不信佛教的，而大月氏又在貴霜王朝之前，當時是否已有佛教流傳，還值得研究……(見《中國佛學源流略講》，1961年講述)
呂澂先生的高足、著名佛教學者杜繼文先生曾親自聆聽過呂先生的這段論述。他在1980年參與任繼愈主編的《中國佛教史》一書時，回答了老師的疑問。他認為：
大月氏在公元前二世紀移居大夏後很快就接受當地的風俗文化，因此在公元前一世紀末盛行佛教並由其來華使者口授佛經，是完全可能的。
因此，在接受國家教委委託編寫《佛教史》高校教材時，杜繼文寫道：
大月氏王使臣伊存口授浮屠經，當為佛教傳入漢地之始。……事實上，《後漢書·楚王英傳》記，永平八年，佛教在皇家貴族層已有相當的知名度，不必由漢明帝始感夢求法。
後人因明帝做過這樣一件事(指詔退楚王縑紈)，於是就編造出他派人求法取經等一系列故事，內容就復雜起來，說明帝永平七年，由於夜夢金人而派人去西域求法……事實上，這純屬後人的附會。
杜繼文則認為：
漢明帝求法說從其基本情節來說是比較可信的，但它只是說明印度佛經進一步向中國傳播，而不能說這是佛教傳入中國的開始。(見《中國佛教史》)
當代治中國佛教史的，還有郭朋先生。他在《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一書中說：
大體可以認為，佛教的傳入，當在兩漢之際。……至於佛教傳入的具體的確鑿年月，則因文獻不足，難下定論。
郭朋先生認為「文獻不足」，與湯用彤先生所說「確然有據」恰恰相反，不知湯先生引用之文獻郭先生如何看。
但郭先生卻特意將蔣維喬在1929年編寫的《中國佛教史》中的論點視為「一家之言」。
蔣維喬認為：
至明帝時，天竺人來華，朝廷尊重之……實則中國佛教史，當以安世高、支婁迦讖來時(按：時維桓帝建和初年、公元147年，桓帝末年、公元167年)為始也。
此說其實並非「一家之言」。無獨有偶，與蔣先生遙相呼應的，則有黃懺華先生所言：
實際，中國佛教史……始於永平十年後約八九十年，東漢末桓、靈二帝時代。
何以心有靈犀？呂澂先生的介紹或許可做參考：
蔣維喬著的《中國佛教史》，主要取材於(日人)境野(哲)的《支那佛教史講話》(《支那佛教史綱》)宋前部分；黃懺華著的《中國佛教史》，則大體仿照宇井(伯壽)的著述；都是以日本人的著作為藍本的。……這也證明早期中國佛學研究跟隨日本人的事實。
跟隨的時間久了，往往會忘記原本是人雲亦雲的舊事。蔣、黃二先生的著作近幾年又有影印流通，他們跟隨日本人所說的話，則又被不知背景的人們重復。而更可感慨的是，被跟隨的日本人早已跟隨著研究的深入，變化了自己的說法，倒是一些忠厚的中國人卻還在沿襲他們的舊說。
《魏書》所載，可稱實錄。……知其所載景憲事亦足據。蓋此時佛教當已盛行月氏也。
而黃懺華先生在50年代撰寫《中國佛教》中的《中國佛教史略》「後漢佛教」條目時，則明確寫道：
……以上諸說，基本上是以佛教初傳於漢代為主；但除伊存授經一說外，大多數由於和道教對抗，互競教興的先後，遂乃將佛教東傳的年代愈推愈遠，所有引據大都是虛構和臆測的。……關於漢明求法事既有以上種種異說，所以現代佛教史家懷疑到漢明是不是有求法一事，摩騰、法蘭是不是實有其人？這個問題現在還有爭論，未能決定。
如果追述到1922年，梁啟超先生在《中國佛教研究史》中則指出：
月氏使臣對於佛教有信仰，而我青年學子之懷抱新思想者，從而問業，亦意中事。
近年來，台港地區的佛教史研究也逐漸深入。關於佛教初傳的論述，以台灣佛光出版社1987年所出《佛教史年表》最為明確：
該《年表》編纂數年，鳩集人力，廣搜資料，參考了歷代佛教之編年史書，以及《望月佛教大辭典》所附之年表、山崎宏之《佛教史年表》、《中國佛教史辭典》、《日本佛教史辭典》、《日本史辭典》、《世界年表》、《東方年表》、《韓國佛教史》所附之年表，是一部較為出色的教史工具書，它的觀點值得我們給以足夠的重視。
在眾多外國學者中，對中國佛教史有較深入研究的，當首推日本學者。為了便於參照，現將其部分著名學者的論述大體依年代前後摘編如下：
後漢明帝永平十年(紀元六十七)……為公然的佛教初傳，乃是從來的定說似的。可是，後來由於學者的研究，逐漸明了，這個永平十年說，並不是傳著事實的。因為一般學者不信任永平十年說的全部內容，乃以《魏略》……而取之為佛教之初傳中國。
中國佛教之初傳，約在前漢哀帝時代。……魚豢之《魏略》記載，前漢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2年)有博士弟子景盧從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總而言之，這是說明在公元前二年頃，大月氏王之使者，已將佛經以口授傳於中國學者，此即中國佛教最初傳來之說。
有關佛教最初傳入中國之年代，……皆述說在漢明帝時代，明帝夜夢金人，……依於此說，認定明帝永平十年(67年)為中國佛教初傳之年代。然而，……這些被認為全系後人所編造。
野上俊靜(大谷大學教授)、小川貫貳(龍谷大學教授)、牧田諦亮(京都大學教授)、野村耀昌(立正大學教授)、佐藤達玄(駒澤大學教授)共著《佛教史概說》(1968年初版，1975年第7版)：
《魏略》之記載，是被近代史家所注目的資料。史料的可信性高，是佛教初傳中最古老的資料，是大有價值的根據。
佛教的經典，是以文字來保存聖法，這被認為是西元之初的事。佛教傳入中國，恰巧就在這一時期。
近來諸多學者頗加重視的是載於三國時代《魏略·西戎傳》中的史料。……這段歷史，是西漢武帝以來開闢西域交通的結果。到西漢末期哀帝之際，佛教在西域地區甚為普及，商人及僧侶進入漢地是當時很自然的現象。
……西漢末期即西紀元年前後，佛教是一種自然的滲透，即所謂「民間傳播」。
依上所述，後漢明帝的感夢求法說，……明顯地是由於歷來諸家所研究者，並非史實所傳行的。因此，明帝感夢求法被流行的文獻均非史實，明顯地是後代所虛構。
佛教傳入中國的確實年代，雖然不甚清楚，想來必是隨著西域交通道路的開闢，而漸次傳播進來。在記錄上最為明顯的，當是東漢哀帝元壽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秦景憲(據《釋老志》)從大月氏使者伊存授予佛經開始。
有關這件事的文獻有：魚豢的《魏略·西戎傳》、《世說新語·文學篇》注、《魏書·釋老志》、《隋書·經籍志》、《辯正論》第五、《太平御覽·四夷部》等。此外，與此有關聯的記事尚有：《史記大宛傳正義》、《通典》卷百九十六、《廣州畫跋》卷二等。此中最古老、最可信賴的資料，該是魚豢的《魏略·西戎傳》。
結論
綜上所述，可知我國古代的佛史記錄，有其復雜而深刻的歷史背景，關於佛教初傳的歷史紀年，不可簡單地以約定俗成而確認之。
自本世紀20年代以來中國學者才開始從事現代佛教史學研究，關於佛教初傳的歷史紀年，初期基本引述日本人的說法，自己雖有研究，並不深入。
50年代之後，針對古代流傳的說法和日本人的觀點，中國學者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其中「伊存授經」的論證最為翔實。這種見解在中國學術界逐漸成為主導，並影響到日本等國。隨著僧侶的學院化教育日益完善，學術界的觀點已逐漸成為教界、學界的共識，某些習以為常的說法正在被更符合曆史真實的新的學術成果所取代。爭議雖然還會有，但大格局已基本確定。
基於上述學術觀點的更新和歷史事實的重辨，目前非常重要的工作是使各界人士了解新觀點，接受真史實。紀念佛教傳入中國2000年，是這項工作的最好形式。
將「伊存授經」確認為佛教傳入中國之始，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和深遠的歷史意義。這表明，中國的佛教界和學術界在尊重知識、尊重歷史、尊重宗教三方面都顯示了文明與文化的進步。歷史的真實比皇權的庇護更有力。從教理上講，這也是「依法不依人」的一大範例。佛法傳入東土並得到弘揚光大，正由於中華民族是一個崇尚智慧、服膺真理的民族，只要是智慧和真理，無論從何方傳來，由何人傳來，她都會熱情地接受、認真地思索、創造性地給以發展。
紀念中國佛教2000年的特殊意義，在於中國佛教是來自印度又有別於印度的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在於印度佛教已於西元13世紀湮滅，而中國佛教在中國的沃土之上生存發展了2000年卻仍保持著走向未來的新的生命力。
由中國佛教協會和中國宗教學會共同確認1998年為佛教傳入中國2000年的紀念年，並由中國佛教協會會長、中國宗教學會名譽會長趙朴初先生親自確定紀念活動由中國佛教協會主辦、中國宗教學會協辦，這是中國佛教界和中國學術界共襄盛舉的一段佳話。
作為歷史性的紀念，這是「千載一時，一時千載」的難逢契機，這將促使佛教界、學術界和社會各界更加全面了解中國佛教2000年來與中國社會相適應、相融合的史實，了解漢傳、藏傳、南傳三大系佛教作為傳統文化重要組成部分所作出的不可磨滅的貢獻以及對亞洲乃至世界的深遠影響，了解中國佛教的歷史趨向及其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廣闊前景。
在受到基督教文明影響的所有國度里，西元2000年都得到高度的重視和普遍的關切。其實，那個2000年是以基督誕生之年為起點的一個時間坐標點，是一種以西方為中心的人類文明進程階段的時間劃分形式。慶祝西元2000年，不能說沒有意義，但也不像許多人誤以為的那樣對所有民族都有同樣重要的意義。與對西元2000年的重視和關注相比，我們對中國佛教2000年的重視和關注無論如何都有理由更高更深。沒有國家的繁榮昌盛，佛教則難以弘傳廣布；而佛教的健康發展，必將有助於社會的安樂祥和，人心的棄惡揚善。經歷了2000年的風風雨雨，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中國社會及中國民眾已融為一體。全世界、全亞洲、全中國，包括台灣、澳門，一切虔誠善良的佛教信眾和一切關心中國佛教、熱愛中國佛教文化的人們，都正把目光轉向北京，看我們如何紀念這古老但正在新生的東方宗教的2000年。回顧與展望，在中國佛教2000年的盛大紀念中，我們記下這歷史的一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