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六年（1917年）夏天，陝西三原人王幼農辭去了粵海道（1912年廣東裁府，全省劃為六道。粵海道，又名廣肇羅道。轄廣州府、肇慶府、羅定州屬三十縣。）道尹的職務，返回上海，正好見到四川的老上司雲南大理王采臣先生。王采臣新從普陀山歸來，他跟周孝懷、陳錫周居士一起拜訪了印光大師，發心請印光大師講經和修訂普陀山志。王采臣告訴王幼農：「普陀山有一位印光法師是你的同鄉。他虔修凈土幾十年，發願不作寺廟主人，不剃度徒弟，不募緣，迥異恆流。你有機會一定要去拜訪啊。」王幼農居士聽了說：「是啊，不才也久聞普陀名山，正想去朝山呢，能見到同鄉，那就更好了。」
王幼農立即決定第二天就去普陀拜訪印光大師，第二天搭開往普陀山的客輪，到山下船後，直接去法雨寺，時間已經是夕陽西下了。在島上，立刻感到比上海涼快不少。王居士找到客堂遞上名片說求見印光法師。知客師面露難色說：「先生，您看天時已晚，老法師要作功課，明天早上再來好不好。」王居士再三懇求，請知客師通報。知客師到藏經樓告訴印光大師有陝西同鄉求見，大師聽了，立即下樓到客堂來見面，簡單交談了一會，大師就安排王居士在藏經樓上的空房住下，陪同王居士去齋堂吃晚飯。晚飯後，大師問了王居士的經歷和陝西的情況。王居士表示，政局變化不定，不想繼續為官，准備專心修行，大師表示贊許。
王幼農居士在法雨寺一共住了兩個星期。每天跟印光大師多次見面請教，每天一起吃飯。寺里的法師們都感到詫異。因為大師過去每遇到同鄉來，往往只見一面，或者只留下吃一頓飯為止，所以很詫異大師對王居士的破格對待。
第二天早晨，大師邀王居士到大殿拜佛，王居士拜跪動作稍快，大師立即嚴肅地說：「禮佛須恭敬，不可草率。」 王居士聽了感到不好意思，覺得自己習氣較重，身心不夠柔軟，態度不夠恭敬，對大師的話十分佩服。了解到大師自幼熟讀儒書，現在又為佛門高僧。王居士就向大師請教佛教與儒教是什麼關系，比較起來，哪個更高。大師考慮了一會後回答說：「儒釋無二道，生佛無兩心。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切有情，皆稟真如佛性而得建立故。然復生佛迥殊、凡聖各異者，以因地之迷悟不同，修德之逆順各別也。由是儒釋聖人，各出於世，為之倡導，俾一切眾生，返迷歸悟，溯流窮源，以復其固有之本性而已。其發揮雖有權實淺深，方便究竟之不同，而其所宗之理體，所修之工夫，其大端固無二致也。不過，佛教能包括儒教，儒教不能包括佛教。蓋以儒教繫世間法、佛教乃出世法、合過去，現在，未來，而為一者也。」王居士聽了大師的開示，對於儒、佛的關系有了初步的理解。
一天，大師拿來一封書信的底稿給王居士看，王居士一看，是大師給徐福賢女士的回信。徐女士寫信希望來山皈依，出家修行。大師信中告誡，現值兵荒馬亂，女人不可入山，宜在家修行。同時詳細開示凈土法門信、願、行的要點和自誓受戒的方法。洋洋數千言，反復開導，字字珠璣，苦口婆心。王居士讀了這封信，對大師心折益深。
在這兩周內，大師帶王居士把山中的主要名勝都看了一遍。一天順著山岩而行，下臨巨海，突然颳起一陣狂風，令人驚懼，大師毫不畏懼，邊走邊大聲念佛，履險如夷。不久走到佛頂山，有十幾位法師當面向大師請教。大師對大家提出的問題一一解釋，如數家珍，毫不思索。這又令王居士更為敬服。
法雨寺藏經樓藏有新舊全藏兩部，王居士進去參觀後，發現大師對一函函的經卷一一作了校正。所有錯誤、均以朱書另注於旁。這是大師幾十年所完成的工作。王居士當時就打算請人把大師校勘的記錄抄寫出來，並命名為《印光法師全藏校堪表》。
王居士准備下山回上海了，大師親自送他，囑咐說：「君年已漸老，若研究佛學，恐不可能。只好蹋實念佛，以求往生極樂，方不負我兩人相見因緣。」王居士鄭重地點頭。
王居士回家後，把大師與徐福賢女士的回信給夫人看，第二天清晨起床，發現夫人已在室中設佛位開始念佛了。王居士既高興，又感動。於是決定將大師與徐福賢女士的書信印幾千份贈送結緣。
注釋：
[1]王采臣：名人文，南太和人，丙戌翰林。授編修，擢御史，外簡陝西知府，累擢至布政使，移四川，護四川總督，晉侍郎銜，充西藏幫辦大臣。入民國，被舉為參議院議員，任四川查辦使。
[2]王幼農：王典章（1865—1943），字幼農，三原縣馬額鎮魏回村人。16歲中秀才，曾受業於劉古愚、柏子俊。後以監生授例為後選訓導，因賑濟有方，保以知縣，分省補用。1904年入四川，委任布政使署文案。旋保直隸州知縣。1907年任新寧知縣，1908年署打箭爐直隸廳同知兼兵備處，為駐藏大臣、川 黔邊防大臣籌備糧餉。1911年任寧遠知府兼兵備道，領巡防營。1911年四川發生「保路運動」後，王眾望所歸，被推選為都督。但他以大局為重堅持四川統一，寧任知府，不做都督。時蔡鍔贊揚他「威信過人，漢夷悅服」。1914年任廣東高雷道道尹，同時領警衛軍五營，節制陸軍一個團，兵權超過駐地之鎮守使。他整肅吏風，除暴安良，所轄11縣，政通人和。康有為贊揚他「臨蒞高雷，威惠流聞，我澤如春」。1915年袁世凱為復辟帝制，組織籌安會王立即電告袁世凱「國基甫奠，民信未 ，水汗頻仍，盜賊充斥，輒議國體，必啟變端，求安反危，敢祈熟計」，袁世凱對勸阻置若罔聞，王憤然辭職，以示抗議。1916年任廣東粵海道尹，1917年辭職，以後寓居蘇州，編印《劉古愚全書》和《柏子俊文集》，使劉古愚學術思想得以在國內外廣為流傳。康有為為《劉古愚全書》作序；梁啟超亦寫信盛讚王「有功師門，豈在禺下」。1921年王被江蘇當道選用，先督查厘稅，後籌辦賑災，接著又人滬寧、滬杭鐵路稅務總局總辦。他認真整 ，使所屬各局風清弊絕，耳目一新。1932年末，陝西省政府委員兼民政廳廳長。時值年饉過後，關中哀鴻遍野，庫藏如洗，賑濟工作無法進行。他赴上海勸募巨款，在關中各縣設粥廠，救活無數災民。省政府改組時，他主動辭去民政廳長只保留省府委員兼賑務會主席職務，為賑濟救民奔忙。在職四年，廢寢忘食，但仍手不釋卷，親自校刻楊仲珊詩文集等，使之流傳。1937年，王以74歲高齡，辭去省府委員職務，專事賑災工作。當時正處於抗戰初期，晉、豫兩省難民紛至，觸目傷心，王配合當局竭力救護，積勞成疾，在病中還不時詢問抗戰情況及莊稼長勢，探視者無不感動。王居士的夫人和四位兒子都皈依印光大師學佛。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