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德的人，才能有福。當人類的平均壽命減少後，一切都隨之減少。當道德日趨墮落時，人類的福報也逐漸減損了。
簡單地說，像七寶逐漸隱沒，五穀逐漸欠收，衣食逐漸艱難，容貌逐漸醜陋，資賦逐漸昏愚，精神逐漸衰弱，風俗逐漸驕慢，六親逐漸不和，賦稅（或工作）逐漸繁重，水災、火災、盜賊、暴力及色情逐漸猖獗，宗教和佛法逐漸凋零，善人逐漸減少，真正飽學的儒士逐漸稀少，謗佛的人逐漸受到推崇，富人逐漸低俗而且吝嗇。
世俗的文章，有時會不準確或不靈驗，但如果出自內典（佛經），則字字有根據。
夏朝、商朝和周朝三個朝代，都使用黃金和白璧（玉），動則以多少萬鎰（一鎰為二十四兩）和百雙來做計算單位，未嘗純用白金。到了漢朝，才參用白金。許多小國都有夜光的璧玉和照乘的寶珠，不像現在那麼罕見。明清時代鑄造錢幣和器皿採用較低品質的銀（低銀），就是將赤銅參雜在銀里，這表示銀已經不足夠了，到後來，便又完全改用銅錢，這難道不是七寶逐漸隱沒的徵兆嗎？
古人所說的「百金」，就是一百錠金子，每一錠金子有五兩或十兩重，宛如現代人所說的「條塊」。漢文帝說：「平均十戶人家便有一百錠金子。」蘇子說：「興兵十萬，每天要花費一千錠金子。」如果一錠金子，只有一兩重，則漢代一般家庭只有十兩金子，而每一位士兵的飲食、刀械、器物，每天只用了一分銀子，有這個道理嗎？（《陰騭文廣義節錄》上卷第四十二頁）
周朝的一百畝田地相當於清朝的二十二畝，這二十二畝土地的收成，足可供給九位粗壯的農夫食用。古人每一餐飯必定吃了一斗米，一個人整年所吃的米糧，約等於（清朝）七十幾石。九個人應當有六百五十石左右，這表示每一畝田地可以收穫三十石。我小時候的所見所聞，我們家鄉每畝田地可收脫粟三、四石。從清康熙二十二年（公元一六八三年）以後，從前每畝能收三石多的田地，都收穫不到三石，這不表示五穀逐漸欠收嗎？
明穆宗隆慶末年及明神宗萬曆年間，有人重修崑山的薦嚴禪寺，取出瓦間所填塞的稻束，好像是隋唐的故物，它的稻穗長達一尺多，估計當時的收穫量，每畝田地，必能收穫十餘石，現在稻穗的長度已不滿四寸。
（注）經濟學上的「土地報酬遞減定律」說：土地會因為不斷地耕種，而產生養分減少、收穫量遞減的現象。
古代的國家沒有十年的積蓄，叫做「不足」。沒有六年的積蓄，叫做「急」。漢朝和唐朝的極盛時期，還能夠跟古代的「不足」相比。現在縱使想求「急」，也已經辦不到了，這不是衣食艱難的徵兆嗎？
古代的王公貴族，不恥下交住在岩穴的野人和隱士；縱使地位像卿相那麼崇高，亦不畏辛勞，非必要不乘坐馬車；現在有許多新官一上任，便藐視故友，收受賄賂，仗勢欺人，而且過著豪華奢侈的生活，這不表示風俗驕慢嗎？
古代的高僧遇見天子不必報名，皇帝下詔書給出家師父一定稱呼對方為「師」。唐太宗為三藏聖教寫序，極為尊敬和推崇，玄奘法師圓寂，唐高宗告訴左右大臣說：「朕失去國寶了！」而且還罷朝五日，以示哀悼。（詳見《高僧傳》）景龍二年，中宗皇帝敕高安令崔思亮，迎接僧伽大師至京城，皇上及文武百官都自稱「弟子」。（詳見《金湯篇》及《佛祖統紀》）
宋朝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都興隆大法，他們有時親自駕臨寺院，有時請僧侶到宮中說法，現在的官吏和士人倨傲，時常有看見佛像不參拜，遇到高僧沒有禮貌的現象，這豈不是佛法凋零的明證嗎？
孔子和顏子建立儒家的義理，只貴身體力行，而不尚言說，厚於自治，而薄責於人。孟子批評楊朱和墨子，是出於萬不得已；譬如大黃和巴豆，良醫偶而用它，並非每天的生活必需品。現今有些人，只撿拾幾句來毀謗佛法，便說自己是程子和朱熹再世。那些謗佛的人，有著一種誇張自大的習氣，講不了幾句，便排斥別人的說法，而堅持自己的見解才是絕對真理，這不是真儒稀少的征驗嗎？（《陰騭文廣義節錄》上卷第四十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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